捍卫者吴敬琏：为市场经济体制而战

　　20多年前，中国经历过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关于“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大论战。论战源起1988年，中央政府发起的“物价闯关”改革失败。次年，经济发展速度降到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员增加，经济局势动荡，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也变得敏感起来，甚至早在几年前已经尘埃落定的“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也被再次摆上台面。

　　有媒体评价称，在这场大论战中，性情温和的吴敬琏扮演了“孤胆战士”的角色。

　　他把自己变成了“靶子”。1989年秋天，吴敬琏参加了在中南海召开的70天经验教训座谈会。会上，他不但捍卫“商品经济”，还提出应该用“市场经济”这个新名词，洋洋洒洒讲了1个半小时。

　　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最初提出者之一。1988年初，他与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提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概念。当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报告，这是中央党报上首次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行2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惊人变化：GDP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第二，人均收入迅速增加。

　　吴敬琏当年的大胆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但他却在反思。

　　市场经济体制推行的20年间，社会出现了公法不彰、社会失范、腐败蔓延等现象，这促使吴敬琏不断思考改革前途：1998年，他发出避免滑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警言。2000年起，他大力呼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即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

　　他认为，上述问题，还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到位。近十年间，他越来越多地表达这种忧虑。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吴敬琏在接受媒体采访再度重申：“中国目前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20世纪末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详细]

厉以宁：“人的城镇化”是当前之重

　　他认为，面对当时盘根错节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选择的改革方式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再转入城市改革；而在城市改革中，以企业改革为主线，同时进行经济方面的一系列配套改革，逐步取得胜利。

　　他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农村的改革使家庭承包制确立下来。到80年代初，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而正是由于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就，所以从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起，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

　　“当时一种思路是要搞所有制改革试点——既然要走市场经济的路，就必须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微观经济基础就是企业，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必须明确，投资主体必须明确，企业必须承担责任。谁来搞？怎么搞？股份制。”厉以宁后来回忆称。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日趋清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主要道路就是股份制。

　　在厉以宁看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国有企业体制，一个是城乡二元体制。过去30年，中国改革的主要方面在国有体制改革，今后的重点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他把眼光越来越多地投射到后一处的改革上。

　　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厉以宁再次呼吁，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次分配应该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详细]

樊纲：每一个三中全会都在往前走

　　他认为：“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中国特色，有过去的文化、历史，有中国特殊的关于制度的一些文化、概念，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会保留下来，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制度（产权关系、法制、政治上的制衡和利益集团的参与）。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基本的制度要素必须要有——既然要转轨，就要真正在一些基本的制度问题上实现这个转轨。”

　　樊纲认为，只有国有企业是不可能发展市场经济的。私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把真正的竞争带进了经济活动，这样交易价格才可能真正成为市场价格，市场机制的方方面面也才能够真正逐步发展起来。同时，私营经济的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1994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实行国企改革，在很多领域实行“民进国退”。

　　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及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樊纲认为：“这次对产权保护、产权改革提到了很高的角度，基本上解决了过去20年提到的很多问题，但是，比如法制改革、政府的改革等等很多问题还没有涉及到，很多问题还没有揭露出来，还是要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所以我还是把它看成一个里程碑式的东西，要逐步发布下去。”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远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宁可悲观一点……”他说。[详细]

高尚全：改革无止境

　　此前，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一谈到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但在理论界，已有学者反对这一看法。当时中央指定国家体改委由高尚全等参加起草此次《决定》。他们竭力主张把当时理论界讨论商品经济的成果变成中央的共识，写进《决定》。

　　不过，起草小组有成员担心，把“商品经济”写进决定，会把社会主义混同为资本主义。高尚全多次建议在《决定》草稿中写上“商品经济”概念，多次被否定。

　　在此僵局下，高尚全建议以中国体改研究会和中国体改所的名义，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了一次理论讨论会。

　　会上经由讨论取得共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

　　他认为，《决定》的重要意义还包括：打破了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可分离的观念；提出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打破了社会主义同平均主义等同起来的传统观念，重申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强调这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要求通过改革，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坚决克服平均主义思想。

　　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关于提“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有人说：劳动力怎么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就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但高尚全坚持要理直气壮地提出劳动力市场。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他写道。[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