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什么样的官员会辞官下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出现过两次较大的“下海潮”，一次是在改革开放不久，另一次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的90年代。如今，公务员热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权力的利润比其他利润大得多”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些官员主动辞官下海。他们为什么放着仕途之路不走，而偏要在商海沉浮中试身手？[详细]
逃离型：协调利益压力大 夫妻分居成借口
徐进
2010年4月，武汉市人代会表决通过，免去徐进武汉市发改委主任职务。徐的辞职原因是“由于家庭原因，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等实际问题”。在这之前徐进已赴京履新，其职位是世界500强中钢集团麾下一合资子公司总经理，年薪50万。[详细]
不少人分析认为，徐进离职在于，他出任发改委主任后，与其他一些单位发生了分歧，压力巨大。相关人士表示，“发改委是一个协调全局利益的部门，徐进多次在一些重要事情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可能让一些单位‘不爽’。”
洗钱型：在位时拼命捞钱，捞够了下海享受
一些贪官在位时拼命捞钱，捞够了就转移阵地办企业、开公司，给自己到手的黑钱找个“说法”。甘肃省清远矿务局兰州办事处原主任王某在职期间大肆侵吞、挪用公款、受贿，聚敛资金250万元，然后辞职下海以个人名义开办了一家私营公司，将黑钱以企业经营收入的名目“洗白”。[详细]
还有一种人，在位时不惜康国家之慨，让私营老板饱中私囊，一旦时机成熟，便一脚跨入合作者中，享受丰厚的年薪和分红。一些私营老板也坦率地说，这哪是我给他钱，其实是他拿走存在我户头的钱。
发展型：仕途之路遭遇天花板 换个平台发挥
吴敏一
一名公务员从普通科员成长为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你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你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一些官员面对仕途“天花板”的时候，选择了另一条路。最近的广州原副区长孙雷和早前的浙江地税局原总会计师徐刚，都是官至副厅级之后，辞官下海的。[详细]
2003年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辞官下海，面对辞职的原因，他表示，主要原因是在市政府换届的机会中未能上一个平台。温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王运正到中国奥康集团后，曾说：我的能力实在是明显超越了现有的岗位（指副秘书长），但这个位置已算是到顶了。今后七八年就这么呆下去，多没意思！
弃官从商也分技术型和花瓶型
当前出现的干部辞官下海与2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潮有很大的区别，后者大多带有感情色彩，或一时冲动，而前者多是出于理智而又精明的选择。这些人对企业的选择，和自身的定位都很明确。
技术型选择去民企：力担领导层重任
技术型的官员，其拥有的专长有利于他们在官场之外更好的生存，一些人成为职业经理人、企业高管等。今年47岁的孙雷，拥有产业经济学博士，先后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市外经贸局、南沙新区工作过，分管领域多与经济、招商相关，业务能力很强。如此资历，出任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应该是得心应手。[详细]
花瓶型投身国企： 挂职不干活 坐享百万高薪
袁小波
还有一些官员，选择辞职投身国企。针对1599名前官员的统计表明，其中，有1142人在国企任职，占总人数的71.4%。而在上市公司中担任监事、非执行董事等挂名职位的人数达到1181名，占比超过七成。其中907人在上市公司领薪，他们的平均年薪达到26.2万元。这些前官员中，年薪最高的是华发股份董事长袁小波，2009年的年薪总额达到663万元，袁小波曾担任珠海市劳动局局长、珠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详细]
“竞聘”优势：熟悉国家政策 手握公共资源
曾锡文
公务员下海，表面看是回归了普通公民身份，但在一定时期内，其原所掌握的公共资源还会发挥作用。在上市公司中挂职的前官员的百万年薪也不是白拿的，他们使企业在税收、政府补助等方面获得了更多的好处。11年前，时任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的徐刚辞官下海，担任吉利集团CEO。在金融界具有深厚人脉的他，迅速帮助吉利集团梳理股权关系，与各家银行合作，为企业获得高达近十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除了人脉雄厚外，这些前官员进入外企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熟悉国家政策。曾被誉为联合利华（中国）最“贵”的中国男人的曾锡文，在进入该公司前的身份是一名副司局级干部。每当有跨国公司来取经，老板总会骄傲地告诉他们“你要找一个懂得中国的人，就像Mr.Zeng”。 [详细]
从商的“代价”：当官时别人拜你 下海后低声下气求人
徐刚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下海以后，环境完全变了。过去都是你家里门庭若市，人家天天过来徐局长长、徐总(总会计师)短的，现在变成你要提着东西去找那些比你官小得多的人，你还要低声地求人家。“过去在省里的时候，省分行的行长请吃饭，我才去。但是我到吉利后的第一周，就得去请路桥区下面的某个信用社的副主任吃饭，为什么？因为要借50万块钱发工资。” [详细]
一次发展工业大会上，过去会坐在出席台上的徐刚，作为企业代表坐在了第三排，“坐第一排、第二排的人，很多都是我过去的下级，甚至下级的下级，他们回过头来说，哎呀，徐总不好意思，我们坐在你前面了。”[详细]
官员敢下海是因为不怕被“溺死”
一般来说，弃官下海的政治成本是很大的
如果辞官者不能适应企业这个新平台，即使在位时为企业办过许多好事，也很难会被企业看中或长期留用。从这个角度上看，弃官下海的政治成本或事业风险是很大的。辞官之后的两年间，吴敏一先后换了4个“东家”，有媒体甚至直接以“温州市前副市长吴敏一的跳槽生活”为题进行报道。部分下海官员，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在和记者交流时，都曾流露出回头是岸的想法，但从理论上讲，“党政机关总体上并不缺少下海官员那样的人才”。 [详细]
但地方的鼓励政策，让公务员穿“救生衣”下海
漫画图
7月9日，安徽省人社厅出台《关于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第7条“允许公务员提前退休或辞职创业”和第8条“允许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岗创业”，引发有关“公务员带编下海”的质疑。2012年，吉林省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其中也提到鼓励公务员从事创业活动，并为其保留2年职务。以优惠政策为公务员参与市场竞争“托底”，不但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机会平等的法则，而且也易成为贪官洗钱“暗道”。[详细]
闪电从商背后的制约空白：“在职的干部都有点管不过来”
我们提倡要淡看官员辞职下海现象，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支持官员可以“闪电从商”。《公务员法》第102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 [详细]
然而突破相关“跳槽”年限的公务员，大有人在。温州市原纪委书记陈艾华曾经说，现实情况是连在职的干部都有点管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管出去的干部。今年2月，浙江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造访中科院研究所，当时由任广州南沙区常务副区长的孙雷陪同。8月29日，孙雷便以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身份接受采访。同日，3月还以“警界新星”身份参加两会的陈伟才以格力电器副总裁的身份出席会议。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