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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国民党抗战老兵为“同志”并不奇怪

同志一词是从日本“进口” 国民党人首先使用


民国47年(1958年)

在古汉语中,“同志”一词最早见于《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基本意思就是指志趣相同、同一志向。后来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英文comrade的意思,中国现代汉语中的“同志”一词就如许多特定名词一样,是从近代学习西方最有成效的日本转口引进来的。而在中国,“同志”一词最著名的使用莫过于孙中山先生在其《总理遗嘱》中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此后直到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详细]

1927年共产党人就曾称国民党人为“同志”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成员就曾互称同志,即便在合作面临覆灭危机的时刻,共产党人仍以同志相称力求挽回局面,1927年7月24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央委员会之名义,发出《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共同工作,同生共死。[详细]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是“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人群”


图片:党内还是互称“同志”好

狭义的“同志”是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广义的“同志”则指具有共同政治理想、或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人群。此次陕西省政府批复的五位国民党老兵烈士都是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那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八路军在平津、平保及太原北铁路线部署了较大规模的游击战,拔除了中条山根据地日军一些据点,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南撤。国共两党放弃党派之争,为挽救民族危机并肩作战,焉能不称同志?[详细]

政治语境下的“同志”:至高无上 意味万千

党代会上没有领袖只有同志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会议上

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大会是全党的领导机构,会议的领导机构是大会主席团。在会期中,在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均不使用职务头衔,他们都是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一般在程序报道中直接称呼“XX同志”。例如在新华社对十八大预备会议的报道中,只提“胡锦涛同志主持会议”,而并没有提及他当时所担任的领导职务。[详细]

官员不被称同志 那是“摊上事儿了”

在中国,官员被开除党籍一般都意味着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并伴随着仕途的终结。最直接的讯号便是称谓上的改变,薄熙来刚接受调查时,新华社通稿仍称其为“同志”,而当他被开除党籍公职后,相关报道再无这一称呼。而这似乎也并非铁律,刚刚在北京被提起公诉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2011年2月被免职时尚未开除党籍,当时关于他的报道便不再有“同志”的称谓。[详细]

民主党派人士也被称“同志”


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

200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民主协商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了会议并发表讲话。在这篇公开简短报道的讲话中,胡锦涛直称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为“同志们”达五次之多,并充分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重要作用和贡献,提出了自己的衷心希望。[详细]

小平对称“同志”很喜欢 戈尔巴乔夫是“最后的同志”

“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这是1984年4月武汉一职工向邓小平写的申冤信。小平同志在信上圈阅曰:“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同志”具有平等和亲切之意,小平对这个称号的喜欢体现了他的亲民和平等意识。[详细]

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同志”称呼也成了外交上的棘手问题。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对戈氏如何称呼成了敏感话题。戈氏来华的头衔中虽然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并且列在第一位。但谁都知道,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虽然排在第二位)是最主要的。当时中苏两党都是执政党,如不称同志势将引起轰动。中央经过斟酌,决定仍称其为“同志”。 [详细]

“同志”在民间:从广泛使用到另有所指

建国后,男女老少皆同志


毛泽东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毛泽东1959年曾专门要求“党内一律称某某同志”。为此中共中央1965年12月14日曾专门发出通知。领袖的提倡让“同志”这一称呼很快不再仅仅适用于党内,逐渐泛化为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相互称呼了。工农兵学,商官医艺,男女老少,无所不宜。不管官兵尊卑、男女老幼,都相互称之为“同志”,显得简练、亲切而平等,但也多少有些单调。[详细]

文革中,“同志”用来划分敌我

文革期间,“同志”称谓不仅登峰造极,还被作为“政治筹码”来左右人的命运。人与人之间以“同志”划线,凡是被称为同志者,都是自己人;凡是不能被称为同志者都会被视为敌人。同志不仅成了敌我之间的分水岭,还成了“阶级斗争”中最得心应手的利器,轻而易举就可以用“同志”这把快刀,将一国之民切割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且在诸多称呼中占据着“老大”的位置。[详细]

新时期的“同志”,尴尬中的时代进步


象征“同志”的彩虹旗

“同志”称呼还可见证时代的进步。1989年,首届“香港同志电影节”的启动,就让“同志”成为了同性恋代称的率先发端。此后,这一特指称谓很快就在台湾、香港等地流传开来,“同志”一词也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不容否认的是,“同志”作为同性恋代称的本身,就已经改变了它原有的词义指向,而且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正如同性恋由非法到合法化的发展过程一样,“同志”词义的被拓宽,同性恋行为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中被合法化,既是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不断博弈的结果,也是整个世界发生深刻变革的有力见证。[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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