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影响“改革决定”的普通人

　　时针指向2013年11月15日18点30分。51岁的学者于建嵘正坐在电脑前，透过厚厚的花镜，注视着自己的微博页面。再过半小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要公布。

　　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在等待一场“赌局”的结果：就在3小时前，他用肯定的语气，在新浪微博上对决议做出了预测。他相信新一轮改革的到来：“这次，一定会改变省以下法院地方化、法官职业化的问题，会废除劳教制度，会改革信访制度。”

　　于建嵘坚信：社会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中国必然走上法治之路。“我去年三月份制订的改革路线图会实现的。不信，等着瞧。”

　　“改革路线图”指的是于建嵘2012年3月起草的《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十年发展纲要》。那时候，身边的朋友还都在嘲笑于建嵘，说他在做白日梦。有朋友打赌：“你赢了，我就徒步进京。”

　　微博上很多网民开始质疑于建嵘的预测。“如果你说错了，怎么办？”

　　于建嵘半开玩笑地抛出了赌注：“如果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思路与我的路线图基本吻合，有人请我喝酒不？如果与我的设想完全相反，我请大家喝茅台，无论多少人，卖了房子也请。”

　　于建嵘最终还是赢了。门户网站很快在包含16项60个条款的决议中，提炼出了若干亮点：改革信访制度；废止劳教制度；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这与于建嵘几小时前做出的预测几乎一致。

　　第二天，于建嵘的办公室里果真堆满了各地网友寄来的白酒。他不得不在微博上留言：“谢谢大家，但千万不要再送东西了。”

　　对于改革的笃定，来自这位学者过去10多年的经历。这些年，他像是个移动的信访局，他那间位于北京宋庄的办公室，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外地群众上门反映问题，就连门厅都不得不摆起流水席。

　　他的影响力也辐射到庙堂之上——他开始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开讲座，主题多为信访制度、维稳、法治……

　　于建嵘会习惯性地以“我们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然后指着台下说：“你们这些当官的”。说到酣处，他对官员们说：“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听众中，竟有官员也站起来鼓掌。

　　《南方人物周刊》曾这样评价于建嵘：中国或许不缺少一两个学者，缺的是为声音微弱的底层代言、为民众的命运奔走呼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人物。他扮演了这一角色。

　　于建嵘自己觉得：与其说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不如说是执政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法治之路，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决定》公布的两天前，沪综指数跌了38.83点。这意味着，很多人觉得于建嵘会输。

　　身在重庆的任建宇，显然也曾把赌注压在了社科院教授的对立面。当于建嵘守还坐在电脑前等待《决定》文稿的时候，任建宇则打算跟朋友出门去看场电影。

　　那一天，任建宇没能亲眼见到这一幕——电视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有着这样一句话：“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晚上7点半，任建宇突然接到一位记者的电话：“劳教制度废止”。

　　对于劳教制度的改革，任建宇无疑是“倒逼”的关键人物。2011年8月，因转发时事评论，这位即将转正的大学生村官被劳教15个月，引发舆论关注。

　　任建宇没能料到劳教制度废除得如此之快。他此前最乐观的估计是：劳教制度最快能在2014年的两会上进行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他仍对改变不抱希望。当天，他在微博上写道：“又是一场大会，人们似乎依然对此充满期待。时间过得好快，一年前的今天，我还在里面焦灼不安的等待最后的宣判……

　　重获自由的这一年，废止劳教仍是任建宇最大的心愿。劳教所里，任建宇见过因各种原因被劳教的人。根据此前的劳教制度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无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最高期限高达4年。劳教制度因此被一些学者指为“恶法”。

　　劳教废除之前，任建宇没有过停止对劳教制度的控诉。媒体上，他发出“如能废止劳教，我愿意站出来”的声音。微博上，他不时控诉劳教制度。

　　对于劳教制度这台巨大的机器，任建宇也像是让机器最终报废的试验品。如同多年前终结了“收留遣送制度”的孙志刚，“任建宇”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劳教制度改革乃至废止的重要符号。

　　2013年8月5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政治发展报告（2013）》写道：围绕着重庆任建宇等案，随着社会发展，劳教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改革劳教制度已成为社会共识。

　　任建宇想要去为曾经的苦难干上一杯：“让那些日子远去吧！” 从获得自由到劳教制度终结，他认为，这是每一个个体共同参与所产生的社会合力所推动的。远在湖南的唐慧则觉得，她是站在废除劳教制度十字路口，“把这把火烧得更大了”。

　　那天晚上，唐慧正在接待一个广州来的记者。几个月前，针对唐慧的质疑一度引起轰动，这位曾经的“伟大母亲”，突然就又被视为“泼妇”、“骗子”。她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连记者也来得少了许多。

　　唐慧不知道，此刻的微博上，她的一张经典照片正在流传。那是她2012年劳教被释后，在大巴上掩嘴痛哭的样子。

　　晚上8点多，丈夫的手机震了一下：搜狐新闻客户端推送出来一条消息——“劳教制度被废除”。唐慧感觉这不是在做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改变。

　　那天夜里，唐慧失眠了。尽管她努力不想，但劳教时的情景，仍然一一在脑海重现。被劳教之前，唐慧也曾失去过自由。为了给“女儿被逼卖淫”的事讨说法，她本以为15天的拘留已经是最沉重的代价，但在2012年8月初，因“缠访”、“闹访”，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她劳教1年半。

　　劳教永远成为历史，但唐慧看来，有些事没能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而完结。虽然律师没少劝她支持废除死刑，虽然她自己也动摇过是否去试着原谅，但有一些事唐慧仍然不准备“放下”。她说她目前最关心的两件事：一件是湖南省高院对她女儿案件中两被告的死刑复核，现在还没下来；另一件则是湖南省政法委曾表示会对她女儿的事给出一个调查结果，但迄今也没等到。

　　“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果，我放不下。”唐慧说，如果事情一直如此，她还是会继续维权——这是她几年来的执念，是她认为最有效的手段。

　　说这句话的时候，唐慧还不知道：作为改革的倒逼者，她自己同样曾站在另一个改革的十字路口，推动了另一项革新。那一天，发布的《决定》中，明确写入了：“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距离唐慧家1400多公里外的陕西镇坪，邓吉元此时还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即将发生的革新。

　　当公布“单独家庭（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放开二胎”的时候，他正在厨房洗菜，等待妻子冯建梅回家。如果改革来得更早一些，这个家庭的故事或许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去年6月，他和妻子的第二胎在七个月大时被当地政府部门要求强制引产。妻子冯建梅在与计生部门对抗了70余小时之后，最终还是被按在了引产的手术台上。

　　家人如今已经默契地不再提的“那桩伤心事”。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邓吉元瞒着家人，偷偷去了埋葬死婴的地里看了三次。他尝试向记者讲述那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在那里就会想，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已经会走路说话了。”

　　对于妻子冯建梅来说，失去腹中胎儿的阴影，却未因此被抹去。在那之后，她无法再在镇里陪女儿上学——一年前，她被拉去强制堕胎的厄运，正是从那间租住的陪读屋开始。一家人不得不把女儿送去隔壁的平利县上学。因为路途遥远，母女俩每个周末才能回来。

　　这对患难夫妻的遭遇一度引发舆论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又一轮反思。那个时候人们没能料到：“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这句话，即将被写入一份决定着这个国家命运的文件。

　　改革，对于61岁的“奇官”罗崇敏来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退休前，他曾多次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力量推动改革。为官三十多年，他身上一直贴着“改革派”的标签——无论他任红河州委书记，还是任云南省教育厅。为此，媒体送了他个称号，“奇官”。

　　《决定》发布的那个晚上，罗崇敏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一场关于“惊疑人类教育”的演讲。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高考变革会有什么影响？”现场一位教授提问。

　　罗崇敏的回答毫不迟疑：“大的变革可能不会有，小的肯定有。”呼吁教育改革多年，他清楚这项工作推进的程度。

　　演讲直到晚上9点才宣告结束，罗崇敏坐上出租车返回酒店，终于看到手机上2个小时前弹出的新闻。“步子可以更大一点。”看着两万字的《决定》文稿，罗崇敏说。

　　2002年至2007年，罗崇敏担任云南红河州州委书记期间，曾在当地发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尝试。2008年，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时，他又尝试取消全省统一中考。

　　他发现，这一次，地方上曾经尝试的诸多的革措施，被提到了中央层面。《决定》中提及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让他 “很兴奋，很震撼”。在地方推动改革时，罗崇敏就深切感觉到，政府职能转变、干部选拨任用体制改革，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这样的说法是首次作为改革目标提出，从中能看到党的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罗崇敏觉得，这说明中央看到了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相比于官员出身的罗崇敏，作为反腐问题学者的王明高则显得更加兴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如今35年过去，他记得改革初兴时自己的那种激情。如今，他说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26岁的任建宇并不知道那种感觉。但他不会忘记，去年11月20日那天，他重获自由。进村前，他和妻子特意到集市上买了一整套新衣服，然后将那些旧衣服全部丢进了长江。

　　“希望这页历史永远翻过，不要再倒退。”任建宇所指的不止劳教，还有那些已被革新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