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落马书记”大不同

从行政级别上看，副省级省会城市广州和作为直辖市的北京上海相比，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这一点在三市市委书记人选的级别上也有充分体现，北京和上海的市委书记都是政治局委员，而广州市委书记级别一般是中央候补委员。

但若以经济地位和城市本身的体量看，北上广无疑同属中国城市中的“第一方阵”。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三市“当家人”的行政级别不同，但一旦落马都会对当地政治生态产生重大影响。

伴随万庆良的落马，“北上广”再度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被提及，只是不再因为年青人的逃离和回归。16年间，由北及南，这三座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都有了“落马书记”。而每一个“落马书记”的出现，都代表着不同时期这片国土上的反腐印记。

十六年前陈希同：依法反腐打破“刑不上大夫”

1995年4月27日，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自杀22天后，陈希同引咎辞职的消息出现在新华社的通稿中。随后，因在调查王宝森过程中发现陈希同涉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陈希同的职务。中纪委随后对陈希同的问题进行审查。

两年之后，1997年9月，中纪委查明陈犯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等问题，报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

由于陈希同案涉及个人隐私，当时的审判采取了“秘密审理，公开宣判”的方式，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1998年7月31日，当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被押上法庭接受宣判时，其带给人们的心理冲击是难以用“震撼”两字来简单概括的。自粉碎“四人帮”，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轨道之后，还没有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贪腐问题被法办。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当庭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依法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6年。一审判决后，陈希同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二十天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再次审理后，驳回陈希同的上诉，维持原判。

“无论是什么人，职务有多高，只要违犯法律，都将依法受到追究。”当时《人民日报》对陈案的评论阐述了一个法治国家的最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评论最后说，“今后，如果有什么人还心存‘刑不上大夫’的侥幸，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恣意妄为，那就难免重蹈陈希同的覆辙。” [详细]

八年以前陈良宇：公开审理拉开制度反腐大幕

陈希同案十年过后，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这篇评论的结语不幸言中，2006年7月，上海社保系列案案发，陈良宇身陷其中。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做出了对陈良宇有关问题进行初核的决定。

9月23日，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举行。陈良宇观看了比赛，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对陈良宇同志的问题立案检察，免去其所有职务。1年零4个月后，陈良宇被检方提起公诉，而这一过程，陈希同则经过了漫长的3年零两个月。

2008年3月25日，陈良宇案开审。相较于陈希同案，陈良宇一案获中共中央批准进行公开审理，设了30个旁听席，首开中共高层官员贪腐案公审先例。而跟陈希同案在北京本地审理不同，陈良宇案是在天津由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审理的，这是自2001年10月辽宁“慕马案”首次采用异地审办模式后，中国审理高官腐败沿袭的惯例。

2008年4月11日下午，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依法判处陈良宇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和陈希同坚持上诉，高喊“我有话要说”不同的是，陈良宇平静地接受了一审判决，在两分钟的最后陈述中，他说：“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上海人民，对不起我的家人。”

关于陈良宇案，《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称，陈良宇案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今天的不少违纪违法行为都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干出来的，有着很强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只有从源头上预防权力的各种腐败，从制度上制约权力滥用，我们才能确保权力秉公而用。” [详细]

而今再看万庆良：反腐无禁区 秒杀成常态

万庆良是十八大之后，广东首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广州大学官方确认，6月27日下午5时，万庆良原本应出现在广州大学，就艺术学校等项目考察调研。就在校方忙着准备接待工作时，下午3时，校方接到考察取消的通知。一个小时后，中央纪委网站公布其被查。

相对于以往，对官员毫无预兆的调查是今年来中央纪委“打虎”的一大特点。类似的情况，今年3月22日，中央纪委简短地通报了时任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消息后，同一天，当地有媒体仍发表了姚木根的署名文章，可见此前一天尚无明显动静。令政策在被查前两日还在调研，而苏荣、谭栖伟等人，在被查前一周内还在公开露面。

事实再度证明，中纪委并不曾投鼠忌器，也没有纠结于“培养一个年轻干部不容易”的矫情，循线深挖，一查到底，掌握足够证据后便当机立断，将贪腐分子拿下。十八大以来，暴风骤雨式的反腐已经成为常态，不少官员的“落马”也回应了公众对于反腐“上无禁区、下无死角”的期待，万庆良这样一个“政治明星”也难逃党纪国法的查处，再一次表明，反腐不留空白区，更没有所谓“保险箱”。 [详细]

万庆良落马：上午参会，下午被查

27日下午，万庆良， 这位广州改革开放后最年轻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消息被公布。在反腐史上，他也成为中共十八大以来，第3位落马的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也是广东首位被双规的省委常委级别高官。至此，今年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已达14位。

在公众眼中，万庆良此次被调查事发突然，6月27日出街的《羊城晚报》上，仍然刊登着前一日万庆良出席政务活动的新闻。

疑涉揭阳窝案 两度传言被“喝茶”

但在中纪委反腐的进程中，从2013年开始，有关万庆良涉及贪腐被调查的传言就一直没有停止。去年初，揭阳原市委书记陈弘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广东省纪委立案调查，同年7月被双开。陈弘平与万庆良曾是“工作搭档”，陈落马后，万庆良一度被传涉案受到调查。而揭阳窝案持续发酵，包括常务副市长刘盛发、副市长郑松标在内的多名市级领导陆续被调查。

2013年12月，广东省纪委宣布对原广州市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该案主要牵涉曹在广州天河区等地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土地出让等问题。

万庆良、曹鉴燎两人自2010年开始成为直接上下级，曹鉴燎曾多次被投诉举报却安然无恙。2013年下半年，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广东，并陆续收到群众举报，随后不久，曹鉴燎被正式立案调查。此后，有消息称万庆良也一度被有关部门叫去问话，但当时未被采取措施。

年初刻意低调 四月恢复张扬

与传言相应的是，今年年初，万庆良似乎开始刻意保持低调。之前喜欢在公众面前秀球技、泳技的他，开始不允许本地媒体上刊发他的大幅照片，也较少在公开活动上发表讲话，更有意避开记者采访机会，与其之前高调张扬的施政风格大相迳庭。直至四月份，他才突然恢复常态，屡屡出席活动，公众也时常在各种会议新闻报道中看到他的名字。

一位广州市的官员谈起他们的书记，不以为然，认为他：“爱讲大话空话，善做面子工程”。今年开始，身为广州市委书记的万庆良曾就反腐败问题多次发表讲话。1月，在广州市纪委十届四次会议上，万庆良言之凿凿：“请大家监督我作为市委书记是怎么做的”，“有没有插手工程、土地、项目，包括城市容积率？有没有在选人用人上，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有没有运用书记的权力谋私利？这三个方面请大家监督我，发现问题及时检举。”

而就在被调查前一天，2014年6月26日上午，万庆良还主持召开广州市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专题会议，听取汇报，并强调“自我批评要‘怕不辣’”、相互批评要‘不怕辣’。”此时看来，颇具讽刺意味。[详细]

万庆良落马后，《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微博发声：“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也落马了。这么多身居高位的人成了贪官,决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希望国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导致腐败频发的结构性缺陷。政改是对人民福祉和国家前途负责,也是对干部的个人命运负责。”

胡锡进所说的问题，即是“结构性腐败”，即由于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不完善而导致的大面积、群体性腐败问题。如果仅仅把这种腐败看作是腐败官员的个人行为，并且仅仅从思想、道德和作风等个人原因来解释腐败行为，显然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从一张白纸到执掌要津的官员，数十载风雨历程，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今他们却营私舞弊锒铛入狱，于公于私而言，都堪称悲剧。“打老虎”只是反腐过程中的治标手段，治本才是最终目的。要实现这一目标，无它，唯深层改革。

早在2013年1月23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即明言，反腐应“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反腐治标转向治本，是国家治理的大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严格地在合乎天理的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运行，才能长治久安。但真正考验执政者和整个社会的是：究竟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治标到什么程度，就到了从根上基本消除腐败的时机？这是当下中国领导人必须做出回应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