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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策划3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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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打假二十年,时代变了吗

导读1995年的春天,王海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国内开始购假索赔,带动了一批个人打假索赔者,掀起了“王海现象”的浪潮。这一年也被媒体评为“消费者维权元年”。

  2015年3月末,成为打假英雄二十周年时,一条“花200万买假赚回400万”的报道,让王海重回镁光灯前。

  对此,王海已经疲倦——二十年来,中国的骗术就那么两下子,但他依然“每年都忙不过来”;二十年来,他已习惯名满天下,也时常谤满天下;二十年后,王海更想聊聊“价值观”。

  在他眼中,自己曾是时代的弄潮儿,风光无限,也曾陷入低谷、一度沉寂。现在,他更想成为一个建设者,用“交易理论”改变中国社会。

  问题在于:王海已经准备好了,那么,这个时代呢?



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他是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过革命活动,文革期间曾被打为“右派”,却不改初心。作为退休30年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
1.生意忙:钱多好赚二十年

昏暗的灯光下,墨镜泛着晃眼的金光。这个伴随王海二十年的形象符号,如同枪口,让人难以直视。

它仿佛有种魔力,一摘一戴间,便是两个王海:前者是个面善憨厚、偶尔结巴的微胖中年人,在咖啡馆坐了半晌也无人注意;后者则面无表情、措辞严谨,一如他在公众面前的符号形象。

王海已经习惯了戴着墨镜的生活:3月下旬,媒体曝出他去年“花200万买假货赚400万”,引发热议。在他看来,这种说法有些哗众取宠,“实际上减去各类成本,最后也就能赚百八十万”。2013年,就有媒体称,王海一年凭打假 “身价千万”。当时他曾豪言:“在北京,一套房子就值1000万元,这点算什么?”

最近他的确接了一笔大单子,正对温州某个拥有两大中国知名地产商背景的在建小区进行调查,以证实其虚假宣传。据王海估算,一旦维权成功,按每户20万元的索赔金额,开发商要赔偿一个亿。

小区保安室的墙上,贴着四张他的照片,并注明:此人禁止进入施工现场。然而,后来他还是进去了——不戴墨镜,警卫认不出他。

3月25日是他人生转折的纪念日。1995年的这一天,20岁出头的王海买到两副假索尼耳机,随后一口气再买10副,以《消法》第49条为依据,向北京隆福大厦提出双倍索赔的要求,获得2000多元赔款。各大媒体蜂拥而至,他被冠以“中国打假第一人”之名。

二十年来,他的身份没有改变:依然在打假前线冲锋陷阵,每次亮相都引发“知假买假”的争议,每年3月中旬都会被媒体集中报道一番……只不过,频率越来越低。

王海并不在乎媒体关注度的下降,因为“生意并不受此影响”。而针对圈内同行“第一人不一定最优秀”的评价,他有些不屑:“不知这个说法有何依据。(圈内)收费最高的个案,肯定是我们做的。”他透露,目前公司的人才流动性很低,鲜见跳槽。钱多钱少,不是问题。

在王海眼中,二十年来中国的骗术就那么两下子,打起来没有难度,但依然“每年都忙不过来”。

这是否有些悲哀呢?回答这个问题时,他笑笑:“还是宣传点正能量吧。”

2.交易论: 人人自私则社会公平

王海更愿意谈“交易理论”,一种听起来冷冰冰的价值体系。

王海发给搜狐新闻的一份文件材料中,他将交易视为铁则:它是人与动物间最大的区别,国家和法律都是为“保障公平交易”而生的组织和契约。它还是法治、国家竞争和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而人类社会最大的矛盾,是因“组织不对等”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不公平,造成掠夺和欺诈。

这套“基本法律常识”,是他多年来琢磨出来的。文件结尾写道,“相信习主席将很快带领中国回归常识”。

在他眼中,人生就是一连串的交易,婚姻也不例外,“你付出精力和情感,获得了爱情带来的幸福感,实现生殖利益最大化,很公平。”他说,连妻子也认同这个观点。

这种思维方式几乎成为一种本能,让他很少再出现生意上的错误,也失去诸多生活的乐趣和激情。他将一切行事纳入四个原则中:正当性、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且权重严格按先后顺序递减。

王海对生人有种近乎偏执的不安全感——采访开始前两小时,他才确定见面地点。为此王海要从北京的西北角穿越到东南角。迟到近半个小时后,王海慢悠悠出现,没有任何解释。

几天后,他告知搜狐记者,其实那天他早到了,派人悄然盯梢一番后,确定记者身份才露面。其实,通过对记者约访的谈吐,他已经做了肯定判断,但他认为还是“谨慎一点好”。采访过程中,王海的手下一直在隐性警戒,并记录各种信息。王海不愿多说打假的具体案例,也是因为这会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他领导的打假为目的的商业咨询公司,运作流程颇似影视作品中的情报部门:“业务”由四五个团队分头执行,由各个“项目经理”单独向王海汇报进展。不同团队间鲜有交集,很多人互不相识。

重头戏来自企业对竞争对手的举报和付费调查。无论是否属实,王海都接,从不担心“恶意竞争”带来的道德问题。前提是,客户得签一份“保本合同”:确认为真,那就继续深挖到底;发现为假——对不起,不做,钱照收不退。尽管条件略显苛刻,但低于30万的单子,王海基本不考虑。

他会定期主持会议,筛选确定新的打假目标,筛选的标准是案例的关注度和影响力。这种主动出击利润不大,主要为收获公众的肯定,“就像柴静拍了雾霾纪录片后,也会收到巨大的、无形的益处一样”。

“相比道德,利益才是最大的驱动力”,他说,“如果每个人都自私,社会就公平了”。

3.“王海”是怎样炼成的

“这么多年,他经常说,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帮助别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陈幽泓回忆。作为王海十多年的朋友和共事者,她相信此言发自肺腑。

一个总是把生意和交易挂在嘴边的人,内心却可能带有某种理想主义情结,这是个有趣的反差。

20年前,22岁的王海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打假的目标绝不是牟利,要“为消费者服务,为人民服务”。

那时,他是上百家媒体的宠儿,应邀成为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的座上宾。后来,他还被央视定义为改革开放20年的20个代表人物之一,有“市场清道夫”的美誉。之后,他开了打假公司,出了本名为《我是刁民》的书。

那时候他颇有个性,维权时遇到工商部门不作为、拖沓处理的情况,他会在办公场所骂出来吵一架,有事还会撸起袖子准备动手。“又蠢又坏的公务员太多了”。

当时媒体报道,经济学家茅于轼告诉他:“你要有一个很高的道德要求在心里,否则,你只顾了利益,光瞄准了钱,就容易走偏……你就有可能陷于更复杂不清的局面。”

最后一句话不幸言中,“打假英雄”栽了——2000年前后,一个被打假的公司称王海收受贿赂。一时间,他被视作“黑吃黑”的敲诈者。

他失眠一周,情绪经常失控,急于证明清白,又被设套,阴差阳错进了警局,还一度喊叫着上演“街头裸奔”。最后,王海崩溃了,踢坏派出所的门,冲进雨中捧水喝,后来被铐起来,送进医院进行精神鉴定。

“王海疯了”成为媒体头条。不久,他宣布不再进行个人打假索赔,就此沉寂。

“当时他就是个独立走上社会的小青年,经历大起大落,精神上有点失衡也属正常。”陈幽泓评价。

2002年左右,她偶然看到一段网络视频——王海正在某个小区里对一帮业主讲“社区自治”——当时这还是个新鲜词汇,看来,王海并没有闲着。

当时陈幽泓和几位学者正在筹划一个非营利的物业组织,发现实际操作中存在不少难办的问题,就联系上了拥有“江湖经验”的王海。在他的建议下,不到半年,便开始按照公司形式运营,进入良性循环。

随后,王海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社区自治和物业维权领域。肚子里没多少墨水的他,开始主动学习——他自学法律,参加北京大学本科的函授课程,后来又读维权与反欺诈方向的研究生。从前,他只会在有业务需要的时候被动读书。

他告诉搜狐记者,美国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关于社会治理方面的著作,给了他极大的启发。

几年之前,王海跟随陈幽泓等学者,前往美国听了一场奥斯特罗姆的讲座。他英语不好,几乎听不明白,却硬着头皮也要听。回国后学者们举办了一场奥氏著作的读书会,王海提出,应该定期举办,他愿意出资支持。

“是奥斯特罗姆,不是奥斯特洛夫。”说到这儿,他非常严肃,少有地提高了音调。

4.“他不应该成为时代悲剧”

几个学术圈的朋友一致认同,王海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厚道”——几乎没见他发过脾气,还时常劝说大家“不要挑剔别人”。

生活中,王海总是被骗——在超市买东西时,时常遭遇超市更改出厂日期、以次充好、假冒绿色食品等现象;他知道有些中年女性菜贩子一直缺斤短两,但也懒得去管,看多了反觉得挺可怜,因为“没有农会给她们支援”,缺乏在城市公平竞争的机会;在质疑某微博名人的培训项目和自销白酒时,他声称遭受网络水军的围攻,但认为“挺好,帮着攒人气儿”。

甚至在打完造假卖假企业后,他还会主动和对方沟通,聊聊其他话题,并努力“用专业赢得尊重”,大部分情况能得到理解。面对一些媒体的批评性甚至歪曲报道,他也能保持平静心态。他认为:“媒体价值取向是色情、暴力、凶杀,矛盾、冲突、悬念,关注点不一样”。

然而,有些事儿,他依然忍不了。比如,他最近买的房子被隐瞒了屋子门口过低的缺陷,他因此索赔5万——王海说,自己这些年从开放商手里拿到的赔偿得有200多万。而一些地方工商管理部门懒政或偏向企业的行为,让他有火没处发,“中国还是企业导向型社会,而非消费者导向型社会”。

在陈幽泓眼中,王海是个细腻且较真的人。他偶尔会送朋友一些小礼物,会指出朋友着装上的问题。令陈幽泓记忆深刻的一次是,他善意地提醒人家:“你的鼻毛露出来了”。

王海的美国之行流露出少有的兴奋。他喜欢枪,专门去枪店观摩了好久。得知美国街头的垃圾桶设计很人性化,他一路上看见垃圾桶就激动地拍照。

他告诉搜狐记者,自己从上到下一身行头,包括标志性的墨镜,没有一件是国货,他对中国产品抱不信任的态度。孩子大一些的时候,他会送到外国读书。

淘宝、茅台、微商、走私牛肉、极草虫草保健品、某著名村庄生产的视频、小米和锤子手机,包括电视中随处可见的医疗节目,搜索巨头的虚假广告,他近年来质疑过的虚假宣传、维权申诉涉及中国的各行各业。技术催生新兴领域,但情况和20年前没什么两样。

“王海的不幸在于,政府不认为一个人趋利避害是正常的,制度和社会没有形成联合力量(站在消费者这一边)。这造就了他的特立独行。”陈幽泓说。在美国,王海这样的人被视作深喉,往往来自造假企业内部,在利益驱动下进行举报。但在中国,本应是个“补丁”的王海,却被推向了前台,站在聚光灯下。

最近,王海正在筹办一个监督婴幼儿产品质量的民间消费者组织——“孩儿他妈协会”。他希望以后会有"孩儿他爸协会",还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

如今的王海越来越像一个研究型的学者。但王海更愿意称自己是个生意人:“目前看来,我可能永远不会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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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 品: 搜狐新闻中心
  • 总策划: 王 辰
  • 时 间: 201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