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历史的道歉：乡村教师的127位慰安妇调查史

2014年4月10日这天，张双兵攥着键盘敲出的悼词，从羊泉村的家中赶到20公里外的北村，参加李秀梅的追悼会。他和老人非亲非故，却成为她的送葬人。

此前，作为中国第一批对日索赔的慰安妇老人，87岁的李秀梅一直在等待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那一天——自1995年起诉以来，其余老人均抱憾离世。

时间对这位饱受苦难的老人毫不留情——脑梗的突然发作，给她的生命划上了不圆满的句号。

晋东北农村的葬礼风俗中，致悼词环节举足轻重。帮助李秀梅对日诉讼的张双兵是老人生前最信任的人。

“希望能以我的能力还她一个说法。告诉大家，她是受害者，经历了磨难的一生。”他手持话筒，送老人最后一程。

出殡时间到，张双兵注视着送葬的队伍吹吹打打，走出村口，消失在旷野——1982年调查慰安妇以来，127名受访老人中，仅12位健在。

侯冬娥老人去世前躺在床上的情景常常浮现在他眼前，“双兵啊，只有你相信我是清白的，是被刺刀和大枪强迫屈从的，你一定要给我讨回公道啊！”

张双兵统计，日军侵华战争期间，被强行抓进据点进行性暴力侵害的中国女性至少40万人，侯冬娥正是其中之一。

直到死，老人都痛恨“慰安妇”这几个字。“慰”、“安”，这么温情的字眼，却被日本人用来粉饰曾犯下的滔天罪行。

这却是对日诉讼中的无奈——只有“慰安妇”属于战争索赔。曾有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偷换概念，称呼老人为“性暴力受害者”，抵制诉讼，为此，张双兵将2011年出版的《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再版改为《慰安妇调查实录》。

小时候，张双兵听过慰安妇的故事，但从未想过自己以后会和这段历史紧紧相连，直到遇见高庄村麦子地里那个佝偻的身影。

1982年秋天，在高庄学校任教的张双兵带学生野外活动。那时，地里的谷子早已收割，一片孤零零的谷子地格外扎眼——一位老人弯着腰，拄着拐棍，在谷子秸秆的海洋里艰难地移动，割谷子时，她放倒拐棍，跪在地上颤巍巍地挥动镰刀。

张双兵看不下去，唤来身旁的学生一起帮忙。老人跪在张双兵面前，头贴着地，一个劲儿地念叨：“可遇上好人了，可遇上好人了……”

老人叫侯冬娥，年轻时长得很漂亮，人称“盖山西”，曾两次被日本兵抓去做慰安妇。80年代初，老人苦苦支撑着残破的家。她和丈夫李五白住在窑洞，炕上铺着破烂不堪的席片，炕头摆放两卷很小的铺盖，一个木头墩子（当作小凳子）和一个木头红柜子，是全部的家当。

张双兵至今记得“盖山西”那天的穿着，蓝衣服，黑裤子，很多补丁，小脚，打着绑腿。那年她61岁，面相显老，“但看得出曾经是漂亮的”。丈夫却几近秃顶，严重驼背，鼻子在战争年代染上梅毒，烂掉后形成了一个黑洞。半身不遂的他靠老伴养活。

那时，他对老人的经历，由好奇变为怜悯。

第一次见面，对方顾虑很多，对那段耻辱经历，丝毫不愿透露。为了找到突破口，张双兵陪她聊家长里短，从家庭生活到邻里亲戚，绕着弯子聊，回到正题上后，她苦笑了一下，“不说了，说出来让人笑话。”

在农村，女人把名声看得比天还大。张双兵明白，那些被日本军凌辱过的老人，已经在别人的指指戳戳中活了一辈子，“谁还愿意和你谈那些个事？”

他没有放弃，一有空就去找老人聊天，接济她的生活，同时开始搜寻有关的史料。

一晃十年过去，事情终于出现转机。

1992年5月31日，张双兵在《山西日报》看到一篇介绍民间对日索赔的报道，署名童增。

与童增取得联系后，张双兵拿着报纸去找侯冬娥。他知道老人喜欢抽烟但抽不起，就揣了几包“大槐树”，一包一毛四分钱。

家长里短之后，张双兵突然告诉老人，过去的经历或许有机会得到赔偿。侯冬娥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我从哪里说起呀，我这可真是很难说的呀！”话音刚落，她已泣不成声，向张双兵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抗战期间，侯冬娥是村妇救会主任，因为长得漂亮，人称“盖山西”。日本兵将她抓进炮楼做慰安妇，每天二三十个人轮流凌辱，不听话就吊起来打、刺刀刺、皮带抽。被抓走20天后，女儿饿死了，回到家里，老公嫌弃她，不要她，村里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妇救会的工作自然就丢了。

一个女人，名声不好，又被日本人糟蹋得不能生育了，谁都嫌弃，最后嫁给了现在的丈夫。解放后，无论什么运动来了，她都要遭罪。“人活得就像根木头了，什么叫好日子，根本不知道。”

老人回忆时，边讲边哭，经常讲不下去。张双兵去了很多次，才把故事整理完整。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调查采访工作变容易了。

张双兵走访的第二个老人叫刘面换，15岁被日军抓走。家里用100多头绵羊赎回来后，没人要她，找了一个二婚，大十几岁，“一辈子心里就没痛快过。”

万爱花是第一个实名起诉日本政府的中国慰安妇，14岁起曾三次被日军抓走。成了废人的她被担回家后，整整3年只能躺着，无法动弹。能下床后，身体已变了形，站不直，胯骨和肋骨骨折，手臂脱臼，颈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160多厘米的个子萎缩到140多厘米。

最让张双兵痛心的是张小妮。走进老人的窑洞，满屋的绿头大苍蝇飞来飞去，“她勉强坐起身，头发乱蓬蓬的，衣服破烂，全身浮肿，裤子穿不进去。炕上一个碗里是小米干饭，已经变成黑绿色，苍蝇趴在上面。”

四天后，老人去世了，无儿无女，没人送终。

张双兵想不通，为什么这些女人年轻时经历了炼狱般的磨难，晚年却生活凄惨、背负骂名。

他决心为她们讨个说法。

开始时，张双兵对讨回公道充满信心。

他说服侯冬娥等人站出来后，将材料整理成申诉状——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索赔10万元，递交给日本驻华大使馆。

在张双兵看来，日本侵略中国是既成事实，受害者健在，媒体报道了，“事情基本上成了，就差日本政府给个交代。”

等了一年，对方没反应，张双兵心里一万个不服，“你不管，好，我起诉你。”

通过童增牵线，他认识了以大森典子律师为首的日本律师团，后者专门为二战时中国受害者义务打官司。

1993年10月，两人在北京见了面，交流后才知道，大森典子是日本共产党员，而且律师团里不少人都是日本共产党。

大森典子告诉他，现在的日本政府讲道理，不是以前的军国主义政府，一定会向中国受害女性道歉赔偿。

张双兵兴奋极了，他代表受害老人签了代理协议。

起初，张双兵和老人们对是否接受日本人的帮助十分犹豫，“幸好是日本女性律师，如果是男性，老人们会更抵触。”

时至今日，用日本人的钱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张双兵依然觉得很拧巴，“虽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如果能用中国人的钱为中国人争气，会比较体面。”

张双兵承认，假如没有日本律师团的资助，对日索赔将是天方夜谭。“正式起诉至今，所有的费用，包括老人们去日本打官司的食宿，都是他们掏钱，前前后后花了1000多万元人民币。”

1995年8月，李秀梅、刘面换、陈林桃、周喜香四位老人正式起诉日本政府。第二年7月9日，张双兵带着刘面换和李秀梅，去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站上了103号法庭。

中国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法庭上坐满了旁听者和媒体记者。庭审中，李秀梅讲到被日本人抓走后妈妈上吊自杀时，泣不成声，无法继续。

在日本十几天，张双兵带着两个“小脚老太太”去了东京、横滨、大阪，一路做报告会，讲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犯罪事实。

在东京一间酒店，张双兵和两位老太太刚刚住下，一名日本老人敲门进来，“扑通”跪下。老人名叫汤浅谦，曾是日军侵华期间的军医，他认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请求老太太谅解。

开始时，两位老太太有些害怕，后来慢慢接触，对日本老兵的印象有所改观。她们第一次去日本水土不服，全靠他帮忙买药调理身体。

但是，刺耳的杂音一直如影随形。

在东京做报告时，日本右翼分子在场内举着牌子让老太太“滚回去”，说她们“胡说八道”，最终被主持人请了出去。

第一次在日本的经历，张双兵备受鼓舞，回来一讲，其他受害老人和家属态度非常积极，马上组织了第二批老人起诉。

1998年10月第二次开庭，媒体关注明显少了。1999年，第三批10个老人起诉日本政府，成为人数最多的一次。之后，张双兵几乎年年带着老人去日本讨说法，从地方法院到中级法院，再到高级法院。

情况一次比一次悲观。直到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攥着判决书，张双兵的精神世界被抽空了，一直以来支撑他走下去的信念，在这个瞬间灰飞烟灭。他不知该怎么面对老人失望的表情，更不知用什么告慰九泉之下的老人。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内疚和灰心。

聊到判决结果，张双兵放慢语速，沉默，脸上刀刻一般的皱纹，慢慢聚拢。沉吟片刻，他放下搭起的右腿，双手撑住膝盖，轻轻叹了口气。

见面前，张双兵刻意换了一身衣服——平整的白衬衫、笔挺的西装裤、干净的皮鞋。他试图用这身光鲜的行头，掩盖33年时光背后的艰辛。

生活在山沟里的张双兵，为了调查慰安妇的状况，靠着双腿和自行车走遍山西。从家门到村口的石子路，已不知磨烂了多少双鞋底。一年夏天，完成走访后回家的路上，山洪暴发，他险些被冲走。

然而这些付出，在外人看来是不务正业。

那段时间，张双兵是学校里的“名人”，大会点名，小会批评——“破坏中日友好，尽快悬崖勒马”。他没有领过一次奖金，工资也是最低档，相比同工龄的同事，每月少近千元。

日本律师介入后，一些人认为他破坏中日团结，村领导和村民堵住路口，禁止他出村，只能偷偷摸摸和外界联系。

一次，他打算带领几位老人去北京见律师和记者。月黑风高之夜，趁村民睡熟了，他们从村里逃出来，坐晚上的火车到北京。到了北京城，却不知去哪落脚。摸着干瘪的裤兜，只好领着老太太们住阴暗的地下室。由于担心村里人找过来，三天两头换地方。

张双兵的坚持，同样得不到家人的理解。

孩子抱怨缺少父爱，没能上大学。老婆抱怨他每天往外跑，不顾家，还花家里的钱——每月一半的工资用来接济老人。1993年3月14日下午，政府派来的十几个人找到张双兵的家，胆小怕事的老婆受到惊吓，精神出现问题，留下了后遗症。

最让张双兵痛苦的，是受害者家属的恩将仇报。

“诉讼失败后，有老人的儿子找上门，骂我多管闲事，指责我搞坏了他母亲的名声，让我赔偿名誉损失。”张双兵一脸落寞，“开始时，让日本政府道歉赔偿，亲属很高兴，一旦得不到了，就把怨气撒我身上。”

张双兵调查过的受害老人，由于受到关注，陆陆续续办上了低保。逢年过节，政府部门会送一些钱、米、面、衣物，生活得到了保障，医疗费也能报销。

除此之外，民间慈善团体也纷纷资助。张双兵记得，捐助大部分来自日本和香港，内地志愿者来的很少，“不超十位。”相比日本和香港持续性的捐助，内地捐款都是“一次性的。”

张双兵明白，揭开伤疤是痛的，“如果早知是这个结果，当初就不该介入。”现在的日本政府，是不可能赔礼道歉的，他后悔当初冲动之下，对老人许下了不可能实现的承诺。

这名普通乡村教师单薄的肩膀，正吃力地支撑历史的重担，或许直至他生命结束，索赔之路依然无法走到尽头。

但他知道，自己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