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健行：派人抄领导车牌的中纪委书记

2014年8月25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并作与反腐工作有关的报告。

会上，王岐山以一贯的“王氏作风”，抛开了会议已经准备好的、“很长”、“没味道”的书面报告，脱稿开讲。

谈到反腐，王岐山特意提到了中纪委原书记尉健行。“过去，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做潮州菜的JNN餐厅，很好吃，我以前很喜欢，那时我在建行当行长，没少去。中纪委那时候是尉健行同志抓，他就派人在门口蹲守，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店关张了。”

主政中纪委期间，尉健行曾多次提到纠正吃喝之风的问题。“当前有两种动向值得注意，一种是刹吃喝风以后，在国营饭店吃的少了，到私营饭店吃的多了。国营饭店冷冷清清，有些私营饭店的生意却比过去好了。什么原因?因为有的单位要吃喝，又怕担风险，到大饭店去有后顾之忧，吃了以后又开发票又记账，有名有姓，留下痕迹，而到私营饭店吃就可以无所顾忌……吃喝风是个顽症，在一些人看来，吃喝算不上犯法，所以这股风很容易回潮。”

在尉健行看来，“反腐要从具体问题抓起”，解决公款吃喝玩乐问题，可以说概莫能外，都必须认真采取措施抓好。“我们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都应该结合自己的情况制定规范和工作方案，无一例外。”

据统计，在尉健行主政中纪委的10年间，共有41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 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一案，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

据中央纪委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吴振钧回忆，此案的案发，源于1997年中纪委查办广西贵港一名副市长时发现的模糊线索。当时中纪委八室在尉健行领导下，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查起，几经曲折，先后突破35名涉案人员，运用“证据围城，以柔克刚”策略，最终打下成克杰这只级别最高的“大老虎”。

除了成克杰之外，被查处的官员还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样的部委领导，华能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查克明、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等地方领导，以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

1995年4月27日，新华社一篇仅165个字的消息犹如平地惊雷：“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慑于反腐败威力自毙身亡；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引咎辞职。”

事后，人们得知，当年4月5日下午，在北京市怀柔县的一处果园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宝森饮弹自尽。其所用的枪，是在2月份向公安局要来的，理由是北京治安状况欠佳，需要自卫。但他最后却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在王宝森畏罪自杀的次日，陈希同即向中央书记处呈交“引咎辞职报告”，但未获通过。在随后的20天里，陈希同三次向中央提出辞职，均未得到批准。

4月27日，中央书记处同意陈希同引咎辞职，决定由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接替陈希同的工作。

媒体评论称，由在中央任职的政治局委员兼任某地领导，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并彰显该项工作的重要性。中纪委书记空降北京，从很大程度显示了中央对于查处北京腐败大案要案的决心。

1997年9月，陈希同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查明有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牟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等问题，报中共中央批准，被开除党籍，于1998年7月31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6年。

尉健行一到任，就明确表示：市委、市政府要坚决、积极地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查清陈希同的问题和王宝森的违法犯罪案件，不管涉及到什么人都要查清，依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这样，才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他曾当众责问，王宝森作案时间长达数年之久，数额多达数亿元人民币，难道都是他一个所为，而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人“帮忙”、“帮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向中央举报？

“比如说，大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王宝森能有这么大的权力，一个人就能批准动用几千万、上亿元？这个问题确实使人吃惊。这是怎么造成的？仅仅说王宝森有后台、有陈希同支持，这还不够，还要从我们的财政制度、责任制、办事程序、业务凭证等各个层次上找出症结。”

查办重大反腐案件时，专案组人员常常遇到各个方面的阻力，这时，尉健行会站出来力挺办案人员工作。

1999年始发的沈阳“慕马”案（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震惊全国，据时任专案组组长的刘丽英回忆，查处“慕马”案时，曾被人写匿名信告了三次。

第一次，有人写信给中央，说她是“中央身边的最大腐败分子”；第二次，有人说她包庇慕马二人；第三次，有人说她儿子为慕绥新受贿400万元，并且登在香港媒体上——在报道里，她儿子已成阶下囚，标题为《介入沈阳百官黑金案受贿代求情——中纪委副书记儿子贪污判囚》。

当时，尉健行安慰刘丽英：“正因为你查案坚决，有人才告你。你不能回避，要坚决查下去！”

这句话成为刘丽英查案的最大支持，最终“慕马”案成功告破。

1931年1月，尉健行出生于新昌县城关镇水弄堂一户教师之家。童年的尉健行聪颖好学，五岁从父亲那里开始识字。幼时家中生活清苦，买不起时钟，他只能凭窗外的亮光来判断上学时间。

一天晚上，明月当空，尉健行以为天亮了，急忙起床去学校读书，结果到学校还是半夜三更，只好独自一人坐在校门口等天亮。

童年时代，尉健行的衣服小了，母亲就接上一截继续穿。他喜欢穿草绿色衣服，家中买不起绿布，母亲想了个办法，叫他到山上采摘来一篮嫩树叶捣烂，榨出绿色汁液，浸染当地自产的白色土布，变成“绿衣服”。

1937年抗战爆发，贫苦但宁静的生活被日机投下的炸弹粉碎了。不久新昌沦陷，百姓纷纷逃难，父亲任教的学校也被迫迁往邻县天台山万年寺中。为不使尉健行辍学，父亲把他带到万年寺继续读书，尉健行在大山深处度过了一段更艰苦而难忘的求学生涯。

1947年，尉健行在上海开办棉纱厂的舅舅支持下，进入上海光华大学附中继续读书，开始了新的追求。在棉纱厂工人中的地下党员，引导尉健行靠拢党组织，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尉健行经常组织学生开展活动，与反动势力展开斗争。上海解放时，他与同学一起引导解放军进城，参加接管城市的工作。

工作后，尉健行生活俭朴，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搞特殊化。在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担任厂长时，职工常常说，“尉厂长好像不知道生活似的。”

有一年，他在南京开会时，小儿子在家里得了风湿病。工厂给他拍了电报，他也没有赶回来。虽然爱人是车间的工程师，但他一点不让爱人沾厂长夫人的光。一次，尉健行去20多公里外的哈尔滨市内开会，爱人恰好也去市里办事，要搭顺风车，尉健行坚决不同意。他说，厂里的车子是给他工作用的，家属不能沾光。后来他爱人只得坐别的车子去市内。

尉健行在老家的父母年迈体弱常生病，他却反复关照亲属不得向县里要特殊照顾。一次，父母双双住院，新昌县得知后把二老安排到双人病房里，尉健行打来电话，却追问有没有按普通老百姓的标准住在普通病房。

1987年，他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市委副书记，办公室却十分简单，外间放一张简朴的办公桌，几把椅子，一个文件柜，里间一张单人床。当时，他家还未搬到市内，常常单身住在办公室。市委曾在“书记楼”安排了一套住房，尉健行看了后，觉得标准太高，连连摇头说：“不用忙，以后再说吧。”

之后有同志问，“尉书记怎么还不搬家？”他笑着说，“不着急，单身住办公室，时间富余，可以多看点文件材料，多琢磨问题每周还可以回工厂转转，多了解点实情。”

1994年10月，主政中纪委的尉健行到广东视察工作，了解广东的纪检、工会等工作。期间，他每天吃普通伙食，青玉米、咸菜等。他让秘书转告各地，“一定不要送礼品”。

1995年，尉健行在北京家里接见记者。大家看到，房间像走廊一样空空的，一张小桌放一部电话机，没有奢华的家具。

尉健行常说，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不得以权谋私，自己要身体力行。

资料来源：新华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档案与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