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怎样搞五年计划

前苏联首创 社会主义国家标配

　　 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按计划进行的”，其后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制定并通过了1928-1932年国民经济计划，标志着五年计划的诞生。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前苏联初步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工业总产值迅速跃升至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二战后，随着欧亚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五年计划被社会主义阵营中很大一部分国家所借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五年计划不仅深刻影响了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也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模板。

苏联东欧计划模式的特点

　　前苏联计划模式的主要特点：一是计划体制成为指导经济运行的唯一合法机制，市场最终被完全排除在资源配置方式之外；二是集中主要力量推进工业化建设，重工业尤为突出；三是资源严重向工业倾斜，让经济发展失衡，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增长率大幅下滑。这些问题，也在照搬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中不同程度地出现过。

　　传统经济计划概而言之是中央计划地方、今天计划明天，用行政命令指导经济社会发展，但客观现实总是充满未知，计划总有不符合实际、不能适应发展趋势的情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计划方法上产生了一些计划“滚动”或与“滚动”相近的做法。

　　一方面是以五年为一阶段，在长期计划范围内“滚动”。比如前苏联，二十年的科技发展规划和十年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方针，都是以五年为一阶段。第一个五年的任务规定得比较细致，其后都比较粗略，最后一个五年只规定期末指标。每过五年对长期计划修订一次，同时续编一个新的五年计划。这样就始终保持一个完整的长期计划，使得可靠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有所提高，同时保持了长期计划于五年执行计划的衔接，解决了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二者脱节现象。

　　另一方面，在五年计划范围内，使年度计划作类似“滚动”的衔接，用以解决年度计划容易与五年计划脱节的缺陷。比如匈牙利，第一个年度是根据五年计划的内容编制，第二和第四年度再编制两年的计划，第一年是当年执行计划，第二年是预告性的参考计划，使企业提前了解国家计划的主要设想和要求，便于安排自己的计划。第三个年度，则一次性编制三年计划，后两年是预告性的参考计划。捷克的年度计划中还有可以增减的指标。总之，是让计划尽量具有灵活性，以适应不同时期、不同部门的实际情况，但又要努力保持一定的计划性，以避免“自由放任”。

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五年计划

　 上世纪90年代后，独联体成员国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抛弃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但在当今世界，五年计划却并不是中国（“十一五”之后，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越南、古巴、朝鲜（七年计划）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韩国、印度、马来西亚等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曾经或正在用五年计划来指导经济社会发展。

　 韩国从1962年到1997年制定实行了七个“五年规划”。在三五和四五计划时期，韩国经济开始走上腾飞之路，国家综合实力急速上升。事实上，韩国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由于缺乏经验和科学论证，主观上又有急功近利的思想，也步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尘，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韩国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注重计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形成了“资料搜集整理——编制计划草案——评审调整——综合调整——审定批准”的一整套计划编制程序。由副总理兼任院长、各经济部长组成的经济企划院负责制定计划，在编制过程中吸收专家学者、银行企业界人士以及各团体、阶层代表参加，并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同时，在编制过程接受舆论和国民监督，广泛听取国民意见。此外，韩国的经济计划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指导性计划，对企业没有约束力。政府不以国家计划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而是通过市场机制调控经济，运用财政、金融、价格、税收等政策来推进计划的实施。

　 印度在尼赫鲁执政期间（1947-1964年），确立了“民主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即在政治上实行议会民主制，在经济上采取与中国相似的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化和公有制经济。印度从1951年起实行五年计划，除了1990至1992年的短暂中断，到目前为止已经实施了11个五年计划，目前正处于“十二五”计划（2012-2017年）期间。印度五年计划的制定过程虽由少数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主导，由总理拍板，但如今他们也更加注重采纳来自地方的意见。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度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五年计划也开始转型，力图使五年计划的关注的焦点“从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产量和人均GDP转向提高人类福利”，但在赶超中国、建设经济强国的抱负之下，推动经济高增长仍是印度五年计划的核心目标，并没有完成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向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转型。

　 目前，马来西亚也正处于第11个五年计划（2016至2020年）期间，该计划的目标是在2020年左右确立先进国家的地位。马来西亚“十一五”的内容包括，在2020年将占比为40%的最低收入群体月均收入翻倍，五大经济特区吸引投资2630亿马币并创造47万新的工作岗位，增加公共事业领域的残疾人员工数量（从现有的4000人增加到16000人），公立和私立医院的床位数量增加25%，兴建至少80间新学校等等。对比可见，马来西亚的经济计划正是印度想要转型的方向，而且内容指标都非常务实、具体，可以直接量化，这也给计划的实施和考核提供了明确的参照。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难做长期规划

　 在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定五年以上的长期规划并加以落实几乎难以想象。《福布斯》一篇文章曾写道：“我们目前的体制不能实施类似五年规划的方案，因为我们无法让政客承担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曾说：“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之时，美国人只在为下一届选举规划。”

　 英美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崇尚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认为国家干预不仅不能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而且会限制市场经济的功能发挥和自我调节。但国家会通过一些税率及货币政策来解决自由市场模式造成的各种经济问题，缓解经济和社会危机。

　 德、法等代表欧洲大陆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则反对自由放任，主张自由原则和国家有限干预原则的结合，既要保证经济效率，又要注重社会公平。法国政府从二战结束至今，曾制订了众多长期、短期的经济计划，但后期法国经济增长趋缓，计划也陷入了危机，对于国家的长期经济计划变为了对于城市大区的规划和国内区域经济的规划。

　 总的来说，无论实行哪种体制的国家，其政府都会提出一些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五年计划”因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以及计划本身的延续性和比较明确的绩效目标，虽然在后来的发展中增加了一定的灵活和变通，还是体现出较强的“有形之手”的特点。但正所谓没有绝对有效的市场，更没有绝对科学的计划。无论如何制定计划（规划），都要尊重实际，尊重民意，尊重客观规律。不能只看数字指标、官员政绩，更要关注民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