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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生活周刊：谋杀案的背后-李海仓凶杀案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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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04月10日12:08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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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喜县一天三顿饭，两顿是吃‘海鑫’的饭”，山西运城市经贸委副主任张堂民这样评价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对当地生计重要性。
因年初其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被枪杀，海鑫公司这个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也榜上有名的家族企业引起了人们的持续关注。3月底闭幕的运城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李海仓之子、新任董事长李兆会以新当选的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开始了其在政治舞台上的初次亮相，他才22岁。
一个家族企业在因暴力事件而短暂停顿后，一切都在继续。对闻喜县乃至运城市甚至于对山西省而言，这个家族企业的兴衰已远远超出了企业本身，维护其继续发展等于维护一个地区的正常发展。
李海仓的力量
李海仓被杀两个月后，从山西太原到运城，仍能感受到李海仓事件的影响力——李海仓的角色此时更像是“英模”。如同80年代人们判断电影里的角色除了好人就是坏人一样，记者采访被放行也要经过这样的询问：“是正面报道还是反面报道？”
3月22日，海鑫公司总部从旧楼搬到新办公大楼，高大气派的新楼里聚集了闻喜县城的各色人物：政府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同时也在这里谋到了职位，他们对自己的双重身份并不忌讳，因为县里的口号是：“海鑫的目标就是闻喜的目标，海鑫的困难就是闻喜的困难。”楼里的警察很多，一个执勤民警说，镇派出所在海鑫公司总部大楼里有40多人，在厂区60多人，警力这样密集，他说与李海仓遇害有关。李海仓的父亲李春元解释说：“随着海鑫公司规模越来越大，省里面1992年就批文下来，在这里专门成立派出所。”
李春元是川口村的支部书记兼村长，川口村是李海仓的出生地，在中国也算得上是富裕农村的标志——李春元说，1994年川口村就是山西省里的亿元村，现在成为5亿元村。在川口村，农民全年的农业税一年6万多元全部由“海鑫”出资；每个村民在“海鑫”都有股份，而“村委和支部每个月都由我们给发工资。”李春元说。
李海仓和他的家人显然不只是川口村的英雄。说起海鑫公司与闻喜县人的关系，李春元是很开朗地笑了：有了“海鑫”，农民都成了工人，不当工人的开饭店、搞运输，搬个石头都能赚钱。从这一点上也就不难理解李海仓死后当地人的反应了。据说李海仓过世三天后是小年，从小年到正月十五，川口村和邻近几个村子没人放鞭炮，没人贴春联，“海鑫”常务副董事长辛存海向记者解释说，当地风俗是，死了亲人，第一年不贴对联，第二年贴黄对联，第三年贴绿对联。
在民间，有关李海仓的小道消息还在流传，而在运城市里，李海仓的生前身后事显然已是当地政府抓的一项工程。早在2月9日，李海仓逝世后的继承人问题就成为市里的一件大事，当地官员向记者介绍说，在公司方面推举李海仓之子李兆会任新董事长后，“市委、市政府在海鑫公司现场办公，就公司董事长变更及人选形成一致意见。”另有山西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李海仓事件发生后，闻喜县28位县级领导除留4位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24人全部到海鑫公司协助处理案件，日夜轮流值班。
3月底运城市召开两会，开会前，市工商联王常伟会长忙的另一件事是，召开一个因李海仓出事而推迟了两个月的工商联执委扩大会，“落实李海仓的遗愿。”此前，王常伟参加的另一个重头会是市里专门组织的对海鑫公司报道的协调会，“市委宣传部和海鑫公司各组织了一套班子，我们对海鑫公司的宣传要有报告文学、电视片……”运城市经贸委副主任张堂民曾亲自撰写过有关海鑫公司和李海仓个人的报道，他说，海鑫公司是山西省的两面旗帜，北有“蒙牛”，南有“海鑫”。
谋杀案的背后
一个鲜有人注意到事实是，凶手冯引亮与李海仓的较量几乎是闻喜县造纸业与钢铁业较量的一个缩影。运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综合科姚青龙说，冯引亮是80年代在当地比李海仓起步要早、名气更大的乡镇企业家。初中毕业后他回村务农，在1995年承包东镇村南街造纸厂，两年后又承包镇造纸厂，1993年在东镇村南街办起了“舒菱造纸厂”。
1991年之前，冯引亮的风光是有目共睹的，“他人长得高大排场，专车就换了四部”。命运转折点在1994年，先是冯引亮在10月因偷漏税被县检查院收容审查，此事以补税结束后，政府对造纸厂要求关停。
运城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水成曾在闻喜县任职6年，他告诉记者，1993年，李海仓以联合股份制形式，与湖南冶金厅、河南冶金厅、上海冶金厅和北京铁路局共投资9800多万元，在东镇建成了山西省海鑫钢铁有限公司，名字一个取李海仓的字，一个代表三个冶金厅。当年总资产就突破了1亿元，销售收入近2亿元，纳税总额也突破了1000万。运城市委有关负责人说：“海鑫公司结束了运城地区没有上规模钢铁企业的历史，也由此奠定了其在全省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中的重要位置。”与此同时，王常伟说，乡镇企业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显现，“无工不富”的概念在领导阶层开始形成，在运城地区掀起了新一轮办厂热。王水成说，80年代中期国家按农民人均纯收入划定国家级贫困县，闻喜县是山西省35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王常伟认为是海鑫公司的发展使闻喜县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钢铁企业的大问题是用水，辛存海介绍说：“运城地区缺水，没有地表水，以前用水多用地下水，而水利部门关于地下水的采取量又有限制。”这时政府出面了，“政府帮我们在海鑫公司周边压缩关停了一批效率低、耗水量大的企业，主要是一些造纸厂。”
从姚青龙给记者画的示意图上，海鑫公司厂区是大略的“凹”形，如果去掉中国间的四家造纸厂，厂区就是一个完整的方块。这四家造纸厂因“用水问题”都关了，冯引亮的造纸厂是靠厂区北边的一家，也是四个造纸厂中比较大的。每家造纸厂的地皮都是从生产队承包出来的，关掉后四个造纸厂的地都荒着。这以后，在不长的时间里，闻喜县几千家小造纸厂几乎全部关闭，兴旺的造纸业垮下来。
冯引亮承包土地的期限今年三四月份到期成为最终的导火索。警方说冯引亮希望将自己开办的舒菱造纸厂卖给李海仓，“谈判”从2002年年底持续到1月21日，事发前一天“仍没有结果”，冯引亮对妻子说，“明天再最后找海仓一次，行不行就算了。”
政府爱上企业
在死前两小时内，警方说，李海仓向福建打了1.2亿多元的款子，一个比海鑫公司现在规模大三四倍的新厂正在那里筹建。辛存海说这是李海仓生前筹划的一个大项目，“公司要进一步扩张，想要走出本地，到沿海建一个规模在1000万吨以上的大型钢厂。因为海仓的死，这个项目在时间上肯定要延缓了”。知情人说，成本问题，加之福建省提供了大量优惠政策，海鑫公司早有在晋外投资之意。但对山西省来说，这是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
运城市委提供的资料说，从1993年到2002年的10年间，海鑫公司为闻喜县地方财政上交的税金总计达3.86亿元，占该县10年财政收入总额的34.7%，所占比例从1993年的9.79%提高到2002年的48.8%。辛存海说，海鑫公司有9200名员工，绝大部分来自周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人均年收入是1.2万元户，而一般人家的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元，“所以每天来找活的很多”。
张堂民说，在中国，企业发展离不了政府，而运城市政府“已经把环境作用发展到了极限”。当闻喜县喊出“海鑫的目标就是闻喜的目标，海鑫的困难就是闻喜县的困难”时，正值王水成任县委书记。王常伟说，1997年海鑫公司搞五年发展规划，扩张最需要解决用地问题，而小脑到用地就有老百姓的赔偿问题。张堂民说话很简洁，他概括说，“他征地，老百姓不同意，政府帮做工作”。
据了解，当时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大班子组成了海鑫建设指挥部，王水成亲任指挥部顾问，而总指挥则由当时的县长出任。在此前，辛存海说：“1996年公司二期工程期间，当时要上炼钢，当时省一级政府一年能批复的水地面积是300亩/每年。政府帮我们协调，当时山西省孙省长曾一笔给我们批296亩，几乎占了山西省一年的量。”296亩批下来了，张堂民说，当时正好有一个水库的面积挺大，后来就把水库填了。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2002年的引黄工程。辛存海说，政府专门找专家论证，把我们取水的区域面积扩大。去年公司投了9000万元户，从黄河引水，沿途需要经过几个县的地面，涉及到了一些村庄院落、土坟和其他建筑，当地人说，在农民的土地里挖沟，没有政府行为，是不可能的。闻喜县委的材料说，从1996年开始，县里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拿出500万元奖励海鑫，用以解决发展资金问题。为稳定技术队伍，海鑫公司外聘的30名专业技术人才被批准进入县财政编制，列入政府开支，海鑫自己培训的160名技术工人也被县上招工转户。政府与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完全成为互为开拓的作用。
李海仓的生意经
在山西，无论是否做钢铁生意，李海仓都是一个样板。张堂民说，李海仓的第一桶金是在1978年，用7天时间到运城学做肥皂，回村办起了肥皂厂。据说办厂时是李海仓以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动员生产队拿出1500元办厂。一年下来，他把6000元承租费交给了大队，第二年交了10000元，使川口村每工分红1块多钱，而那时收入低的村子每工只有一二角钱。
运城市在山西省的西南，运城与河南三门峡和洛阳的距离远远小于到太原的距离，也因此，这两个城市与李海仓有了相当密切的关系。知情人说，肥皂厂之后，李海仓一直在“投机倒把”，做商贸买卖。促使李海仓到江浙一带出差，当地人听说他来自山西，都和他大谈煤炭。这使他意识到办焦化厂赚钱，并开始与人合伙搞焦厂，到河南去卖。
按张堂民的说法，河南济源市为排挤来自山西的焦炭而搞降价战，这样李海仓用汽车长途搞运输的方式，一跑一二百公里的成本就一下子高起来。解决办法的民间版本是，一次李海仓途经三门峡火车站，发现货运站台上堆放着不少焦炭，于是李海仓动起了铁路部门的脑筋——与铁路搞联营，炼的再多也销得出去。李海仓找到三门峡车务段，提出的条件是：你给我运，除规定的运费外，每吨我再给30元。搞焦炭运输是关键，李海仓在联运过程中发展关系，最终争取铁路部门的投资。在这过程中，大概在1987年前后，当地人说，“李海仓的名气一下子打起来了。”
在三门峡车务段投资前后，正是全国“三产”热的时候，不久，运城车务段、洛阳铁路分局都主动找上门来，到1992年三铁联合焦化总厂办起来时，李海仓的企业已经是山西省内少数几家规模较大的焦化联合企业，而李海仓的公众形象则是成功的农民企业家。
王常伟说这一时期李海仓的成功得益于国家的宏观政策，那时“政府这一块还不是非常解放。”山西省万荣县地税局任建华在李海仓事件后，写了大量文章称选李海仓。从税务部门的角度，有价值的是任建华提到的几个细节：1993年增值税改革，在税务部门很多干部还在学习研究时，李海仓已能熟练运作，准确地计算出这次改革对他企业的利与弊，“这是许多民营企业毕生都做不到的。”所有的优惠政策他都享受了，所有能规避的他都合理规避了，从最初的“四个轮子一起转”到1994年国务院001号文件对国家级贫困县非国有企业的所得税减免，他无一遗漏地都充分利用。还有李海仓发现，我们国家许多管制仍是国家行为，所以只能管制国有企业，在1999年钢材限制生产时，所有国有钢铁企业都在限产，海鑫却在悄悄地扩张生产，对李海仓来说，这也是不应放过的一次机遇。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从80年代末焦炭暴利到90年代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带来的钢铁行业盈利，李海仓都适逢其时，这也许算得上他能够做大的宏观背景。（记者金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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