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访李昌平：跳出三农问题看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本质是农村政改滞后”

　　本报记者　李子非　发自北京

　　李昌平，一个中国最基层的干部———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因为一封不寻常的信，使他一下子和朱镕基总理拉近了距离，他自己也成为公众注目的人物，但也使他很快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3月5日，两会召开之时，在北京的《中国改革》杂志社，李昌平就本届政府数年来的农村、农业政策以及“三农问题”接受了本报专访，他说：“说白了，‘三农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甚至反向操作带来的问题……”

　　“本届政府‘三农’政策下了猛药”

　　《21世纪环球报道》：1998年就任总理之初，朱镕基将“三农”问题列为本届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朱镕基承诺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将农民的收入升上去。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本届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倾注了极大精力，取得了积极成效。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作为长期关注“三农”问题并有切身体会的人，你怎样看待本届政府5年来的“三农”政策？

　　李昌平：朱镕基担任总理以来，确实对“三农”问题给予了强烈的关注，这是前所未有的。5年来，朱镕基总理开出了几剂猛药：费税改革、机构改革、粮食改革、户籍改革、结构调整、产业化、城市化、土地承包30年不变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仔细观察一下当今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不敢说这些药方最终解决了“三农”问题。而一些地方农村的情况基本还是原地踏步，农民的日子依然还苦。我的感觉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是“事半功倍”，而90年代的农村改革是“事倍功半”。

　　《21世纪环球报道》：能具体说说吗？

　　李昌平：整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可用三句话来概括：分田单干、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80年代初期，分田单干，每亩增产粮食200～300斤；80年代中期，离土不离乡，乡镇企业半壁河山、小城镇大发展；80年代后期，离土又离乡，1亿劳动力进城就业，每年6000亿～8000亿元收入流回农村。

　　所以，整个80年代的农村改革，政府没有费多大的力气，但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到了90年代，尽管出台了粮棉等农产品大涨价政策，税费改革、机构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政府花了比80年代大得多的力气，但农村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农民的日子越来越艰难。

　　“三农问题本质是农村政改滞后”

　　《21世纪环球报道》：“三农”问题年年都在下工夫，但又长时期得不到缓解且日益严峻，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李昌平：我曾用三句话来概括中国的三农问题，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面对严峻的“三农”问题，朱镕基总理也坦言头痛不已。

　　“三农”问题不仅是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农业的问题，“三农”问题是中国问题的本质，就“三农”问题谈“三农”问题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我们应当跳出“三农”问题来看待“三农”问题。说白了，“三农”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甚至反向操作带来的问题。

　　《21世纪环球报道》：80年代的农村改革措施有人称为“一锄头刨一个金娃娃”。

　　到了90年代，是不是地里没有了金娃娃？

　　李昌平：不全是这样。80年代，农村政治改革开放与经济改革开放是基本同步的。当分田单干把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时，客观上已经把人民公社的经营职能让渡给了农民。1984年中央作出决定，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了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村民委员会。至此，经济高度集中、政治高度集权的政社合一体制消失了。

　　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民间力量在农村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客观上要求国家将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管理权让渡给民间。1983年开展了村民自治、直选村主任的试点工作，乡镇的供销合作社、食品公司等经营部门开始改制，国家给予部门的经营特权退出。在1986年前后，中央还一度考虑成立农会，直接选举乡镇长和乡镇自治的改革要求也提了出来。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总体改革思路是清晰的、符合逻辑的、朝着总体改革方向前进的。

　　进入90年代后，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发展空间。但是，农村政治改革开放的步伐停了下来。不仅如此，很多部门的权力大举渗透到农村，在农村攫取利益，致使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可以说，农村政治改革开放的滞后和倒退，直接导致了90年代农村的衰落。

　　《21世纪环球报道》：有人认为，9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成本增加，主要是由于加强对农村的管理和基层组织的建设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付出的代价。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昌平：农村政治改革开放的逻辑过程应该是“官权退、民权进”。而实际操作是，借加强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之名，反其道而为之。

　　官权不仅没有退，相反还前进了。举个例子，1985年以前，一个乡镇政府的财税所一般3人左右。到后来，财税所分成了财政所和税务所，再到后来，税务所分成了国税所和地税所，人员增加到100多人，致使农村税费现在已经不够发县乡干部的工资了。80年代初期，粮产区的农民每亩负担仅50斤谷子，到1987年，农民每亩的负担需要100斤；到1998年，农民每亩负担180元左右，折合粮食400斤／亩。1997年，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普遍出现种地负债经营，农民要靠打工收入缴纳各种苛捐杂税，这就是说，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成了政治体制的美餐，逐渐被政治体制所消耗掉了。

　　一个小农经济的农村社会，要支撑越来越庞大的农村上层建筑，显然是无法承受的。现在的中国农村，还是个贫穷的社会，如果把它当作富裕社会来治理，让它去支撑庞大的上层建筑，后果将不堪设想。

　　“增加农民收入是个政治问题”

　　《21世纪环球报道》：如何防止农村问题演化为城市问题？

　　李昌平：未来中国的三农问题与城市问题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有序转移是中国稳定的关键，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人的生活质量是打开中国通向稳定发展之门的金钥匙。增加农民收入——农民购买力增强——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农民转移加快（实现有序转移）——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这样的结果是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稳定发展；而农民收入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民向城市涌入——城市经济社会恶化、城市就业岗位减少、城市工潮爆发——农民收入进一步下降。

　　这样的结果是城乡恶性循环、社会动荡。

　　增加农民收入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是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占有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分配关系，首要的问题是减少对农民的歧视，扩大农民的权力。

　　“政府少为农民作主”

　　《21世纪环球报道》：扩大农民权利，进行农村政治改革，你认为应当如何进行呢？

　　李昌平：假如我们肯定改革就是要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假如我们确定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那么，改革就必须放活农民、放活民间组织和放活基层政府。

　　可以说，农村改革开放的大业，三步还只走了“放活农民”大半步，即放活了农村劳动力，但还没有给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劳动待遇。

　　“放活组织”非常紧迫，现在，农村最稀缺的是民间组织资源。没有丰富的民间组织资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例如农村村民自治，如果没有民间的组织力量存在，村民自治就会成为官方操纵的假自治。没有民间组织的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小农根本无法应对资本的垄断。

　　“放活基层政府”就是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说的“权为民所用”的指示。放活基层政府，就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基层政府，老百姓需要当地政府有什么功能就构建什么样的政府；就要使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关系变成法定的不同层次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老子和儿子”之间的关系。

　　眼前，就是要认真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一方面要逐步给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稳步提高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在积极推进村民自治的同时，稳步推进乡镇自治。

　　对乡村社区内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切部门，对损害最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切特权，都必须有计划地主动退出。

　　我们伸手管农民的事，比农民自己管差得很远，且成本高出许多倍。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真理。所以，我主张“政府少为农民作主，让农民多作政府的主。”

　　李昌平档案

　　1983年1月～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湖北省监利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棋盘乡党委书记等职。

　　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我向总理说实话》），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9月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开始流浪生活。

　　2002年1月，李昌平专著《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

　　现客居北京，任《中国改革》杂志社“农村版”副主编，专门研究“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