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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郑作时
在中国，富人应该怎么做？先人传下来的所有告诫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总结：“财不露白”。
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位经济学家在私营企业的大本营浙江温州做报告时，还用这样的话来形容那里的中小企业家：“他们做企业的最大乐趣是晚上两口子关起门来偷偷数钱。”
这种习惯源远流长。因为在五千年文化中，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个人的财产权利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确认。而今天，刚刚有了一些勇气把自己的财富公之于众的企业家们，都掂量到那句老话的分量。
“情形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福布斯》上榜富豪向本刊记者吐露担忧：“已经不仅仅是税的问题，我自己也感到有些紧张。在一些媒体的推动下，总理关于富人上税的劝喻，在某种程度上已演变成为社会上对富人的敌意。”
而在某些地方，所有开奔驰车的车主的资料已经从车辆管理所报到税务局，这些人将被重新审视。一名已经交了钱准备买宝马的私人老板，闻知此讯改买了一部帕萨特V6。他说：“有些事是很难说的，像我们做工程的，对方给你钱，你开发票，这没有问题。但是，你去采购那么多砖头，木头，水啊电啊，批发市场上很多是没有发票的，这怎么办？”
在不少富人匆匆忙忙申明“自身清白”时，也许还有些富人想的是“找个安心的地方”。而假如那个地方不是我们脚下这块土地，我们将面对双重的流失—税收，还有企业家的创富动力。
富人的个税
富人个税问题引起重视的过程，各家媒体都已经有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但是富人们为什么在很长时间内存心不要工资、不交个人所得税？大部分报道却基本上语焉不详。
懂一点财务的读者大概都会知道“企业招待费”这一名目，这个科目属于企业管理费用之下，根据企业所在的行业，税务部门会给一个招待费比例，计算基数基本上是企业的销售额。这就意味着，企业销售额到了一个水平后，就可以相应地在税前报销一定的交际费用。相对来说，这个科目的报销范围比较宽，多种费用都可以报销。富人可以不要工资的一大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企业是他们自己的，所以企业主把自己的日常费用都通过这个项目报销了。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富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科目，把一些实际上不是企业花费的费用报到该科目下，那就说明税务部门拟定的招待费比例太高。如果简单一点看，把这一税前列支的费用比例降下来就可以了。
其实不成—“因为相应行业中还有国有企业，他们公款花费的手笔比起私有企业来说要大得多。在很多国有企业，招待费支出往往不够用，还要到差旅费科目中去想办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少有私营企业主会把可用范围内的招待费空置。于是不仅个人开支，只要是挨得上边的支出，都被私企列入了这个项目之下。
另外还有房子和车子。如果有自己的公司，这些也可列入公司的固定资产，也就是说，私企老板们住的房子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其公司的“福利房”。对于这一点，记者接触到的私营企业主都认为是职务行为。国企可以为领导配车配房，私企为什么就不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发现自己其实并不需要“工资”，所以给自己发低工资，以逃避个人所得税。
“当总理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劝告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的时候，很多上榜富人都采取了相应的动作，比如说尹明善和刘永好都开始为自己发工资，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记者采访的一位富豪说，“但使我感到不公平的是，如果说是个人消费与企业消费相混淆的话，为什么没有人来管管国企？为什么没有人来管管政府官员？从消费来说，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行为比私企企业主厉害得多。一个销售额只有几百万元的企业的国企领导，一个月能在家吃几次饭就不错了。”
法制的漏洞
个人所得税风波的形成亦有其社会根本原因。
从个人所得税税种实行以来，占国家税收总量的比例一直偏低，虽然这几年一直有20%以上的增长幅度，在整个国家税收的构成中只占0.6%。之所以在2002年个人所得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新华社有一条消息是最好的注脚。消息说，今年以来，由于在进口关税等税种上国家采取了减让政策，税收增幅较去年有很大的下降，去年同期较前年的增幅是27%，而今年增幅只有10%。另一方面，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在今年还是推进经济状况进一步上升的主要动力，所以进一步开辟税源事关重大。正如总理所言：“都不交税，国家哪有钱，怎么办事业呢？”
在这场富人纳税的风波中，人们的主要关注对象有二，一是《福布斯》的上榜富豪，一是演艺圈内的大腕明星。而这正反映出目前中国税务体系在个人所得税上的薄弱。从在北京、浙江和广东已经开始实行的对高收入人群实行监控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受控者无非是前述两种人群的延伸。而这些人群大部分采取的，都是类似擦边球的避税行为。实际上，在应税人群中，这两类人应该是比较透明的，顽固如刘晓庆者，采取法律行动也相对容易。但从真正意义上的开辟税源来说，大头并不在这里。
从较富裕的江浙粤地区看，真正构成个人所得税“应税未税”人群中坚的，是大批的中小工商业者。富豪们可采取的避税手法他们都采用，同时，因为他们没有引起媒体和大众的注意，财务上可采用的手法也更多样。相比而言，富豪和大腕们因为浮在水面上，透明度要高得多，所以除了避税，不合法手段如假账就会较少使用。
必须指出的是，在个人所得税问题上，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是造成今天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把目标对准富人，仅是一个非常肤浅的理解，中国改革已经到了今天，社会已经完全进入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如果再简单地对避税的富人实行道德批判，会是什么一个结果？其实个人所得税0.6%的比例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苍白的批评
与执法的单薄相比，媒体对富人的批评更显得苍白。一位私营企业主说：“（媒体）说得好听，换个位置，他们会怎么办？”
与这种批判相对应的是，很多企业对记者试图了解其税收情况的采访要求避之唯恐不及。记者遍询相关资料，在此次富人上税的风波中，主动出来说明纳税情况的，只有正泰集团总裁南存辉一人。
是其余所有的私营企业在税收上都有问题吗？当不至于。前面那位不愿具名的富豪接下来的话可能是一种代表性说法：“别说了，越说越糊涂。真的不行了，大不了我再回去戴顶红帽子，把企业交给国家总可以了吧。”
令人担忧的是，这次“富人上税”的风波，在媒体的推动下，社会有可能形成新一波的“仇富心理”。几年以来，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使全社会都受益的改革措施已经越来越少，改革利益受损集团已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仇富心理稍经催化即可形成。
但另一方面，在《福布斯》排行榜中的相当一批民营企业家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财富。之所以这几年来民营企业在各个行业都经营得风生水起，一个公认原因是民营机制优势—用更少的社会资源，产生出更大的社会财富。这是民营企业从政策、资金、人力资源等种种不利因素的夹缝里脱壳而出的主要因素。在入世背景下，经过中国市场严酷考验的他们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一支重要力量，如果他们放弃了经营，退回到个体户、甚至是食利族的水平上去的话，将会是全社会的悲哀。
财富与安全感
不可否认，目前个人所得税确实是只能管住工薪阶层而管不住企业主，如果加上农民所交的农业税，一个收入越低、交税越重的逆增体系已经存在。但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困难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一定要去判断一个私营企业买一部车是公用还是私用，判断一个老板应该给自己发多少工资，或者说他的这顿饭是交际需要还是自己享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恐怕除了增加社会的仇富心理之外，对国家的税收并无多少好处，不仅税务体系无法承担这样巨大的工作，征收成本也实在是太高了。
其实国外以存款实名制和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国内，存款实名制已经开始实行，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也已经开始申报，全社会范围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已经相距不远。
当然，这将会是相当艰难的一步。困难之处在于到目前为止，与税收相关的很多法律弹性实在太大。但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我们对全社会财富的调节，要比今天用媒体批评和民众敌意来迫使企业家以道德来规范自己，要有效得多，也要有力得多。
同时这也是一种公正的调节。几年来，在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民营企业在整个经济中被歧视的程度已经大大减轻，但这种歧视并未完全消除，时有“平地风波”之忧。而这正是很多企业家一旦小有成就，就急于把财产转移到海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财产透明化，才能使公正感不仅仅回到社会弱势群体中，同时也回到虽然手握财富但却缺少安全感的企业家心里。
“财富超过一定程度后，必然社会化，而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对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拉大，其实我们也十分不安，有恒产者有恒心嘛。有资产在运作的人最希望社会稳定，最希望得到社会各方面配合。但是人总是趋利避害，关键在于政府要有稳定的和公正的法律环境。违法的事情我不会去做，但如果不违法又有利可图的事也不能做，那么企业靠什么生存？”这番话也许正是这次“富人上税”风波中，一些富人们心态的最好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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