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不加以控制，随着支付方式的多样化，一旦手机卡成为信用卡，就难以控制了。”

　　“移动通讯费用改革是个进步。”2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毛寿龙说。

　　在毛寿龙看来，定额补助有助于使用者选择比较便宜的话费支付方案，如无月租手机或便宜的套餐等等。同时制约了使用手机卡支付其他费用的话费黑洞，比如上网费用甚至购物费用等。

　　他说，随着手机的逐渐普及，其技术和消费模式都已大众化，手机改革时机已成熟。“如果现在不加以控制，随着支付方式的多样化，一旦手机卡成为信用卡，就难以控制了。而以往的报销方式很难在财政预算里实行总量控制，也很难做到节约消费。”

　　因此，毛寿龙认为，此项改革具有地方推广价值。但他同时表示，任何一种改革在初期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新办法出台后，政府和各机关应注意提供舆论平台，让大家的意见及时反馈，以积累改革经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中心主任、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指出，职务消费改革须严防转嫁消费，即一个地方或部门在实施职务消费制度改革后，一些干部仍然到下属单位或企事业单位报销职务消费票据或者直接侵占他们的实物的现象。

　　事实上，《办法》中已有明确规定，对违反规定，继续使用公款购买移动通讯设备，支付有关费用的用的单位将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的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会严格按照文件精神实施，并接受有关部门、群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采访中，一些中央机关官员也对改革表示欢迎。

　　农业部发展司一位工作人员称，仿照企业做法，由单位包办改为用制度理顺职务消费，是补贴发放的一个改进，对国家机关部委一级单位的后勤服务改革也是很好的探索。

　　另一位官员则认为，新办法实施后，通讯补贴在公务员中实现了普及化，有利于对干部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并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心理平衡态势。

　　本报记者申剑丽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