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劳动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根源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矛盾的“三碰头”——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较差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矛盾、传统就业观念落后与新兴劳动力市场现实的矛盾、宏观管理改革滞后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矛盾。是之谓陈明星提出的“新三碰头”论。

　　陈明星阐述道：

　　从第一个矛盾看，到2002年底，我国第二、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为84．6％，而同期城镇化率仅为39．1％，两者差距45．5个百分点。目前我国13亿人口，有8亿住在农村，收入水平很低、生活条件很差、教育程度低下，因此无法满足城镇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就业要求。这种状况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的影响是核心性的——大量粗级劳动力缺乏就业岗位、同时也有许多需要高素质人才的就业岗位空缺或退而求其次等。

　　从第二个矛盾看，这集中体现在城镇劳动力——包括存量劳动力和增量劳动力、或者说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下岗分流人员和大学毕业生等的就业问题上。造成这个矛盾的宏观背景是：一方面，我国的大学教育已经逐渐普及，即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逐渐走向了大众化教育；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或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对越来越多的岗位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文化或技术要求。

　　从第三个矛盾看，这重点是指旧的宏观管理体制之于劳动就业的消极或制约性影响。

　　对陈明星所谓的第三个矛盾，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有一个定量研究成果。周天勇认为，目前扩大就业的体制障碍包括：1、登记制度。几乎一切自然人性质的工作都必须得登记注册，一些就业和创业活动因注册障碍而无法进行。估计中国城镇在这方面损失的就业机会在1000万个左右。2、税费负担太重。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所负担的税费在世界各国中可以说是最沉重的。由此损失的就业机会估计在1000万个左右。3、审批烦琐。企业注册登记的前置审批项目有几十项，手续繁杂。由此损失的就业机会在1000－2000万个左右。4、城市建设和融资政策阻碍扩大就业。由于实施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的城市建设和商业发展政策，全国损失的就业机会可能达到500万个左右。由此简单汇总，其数量已基本相当于我国显性下岗、待业和失业人数的总和。

　　“因此，两个‘三碰头’——反映劳动力供给增加的旧‘三碰头’与反映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新‘三碰头’的结合，就决定了我国的劳动就业不得不经受较长时期的痛苦和磨练。旧‘三碰头’是表象，新‘三碰头’是内因。”陈明星如此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