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不好当才是进步

　　禁止滥收乱罚，8条禁令是一剂猛药，“先把后门堵死，然后我再开前门”。但就在后门已堵、前门未开之际，问题出现了。

　　除了一些派出所长、公安局长闹着辞职外，还有一些地方的公安局以组织的形式对省公安厅提出了质疑。

　　更多的人，则在网络上发牢骚，“吐口水”。吕卓说，那段时间他压力很大。

　　吕卓和省厅高层分别带领调查组到各地调研。

　　那个县14名派出所长为什么要辞职？

　　2003年7月8日这个县公安局向当地政府上报的一份材料中说，所长们“感到压力大，任务重，充满了‘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焦虑”。

　　报告说，8条禁令断了“杂粮”、“尿泡饭”，经费难以为继，派出所困难重重：没钱买燃料，没钱支付电话费，没钱出差办案……“6月下旬，我县作调查，基层派出所一年的差旅费除外，通讯、水电、车辆保险和燃料费，一个民警打紧安排要花16900元，钱从何来？没有钱一切都运转不了……”

　　在一些派出所，因为没钱买汽油，警察们只好骑着自行车甚至徒步去办案。

　　派出所长们说，现在不找钱保不了运转，乱找钱又要被辞退，如果不作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又成问题，“还不如不当这个所长”。

　　县政府接到公安局的报告后，觉得事态严重，当即决定，将2003年公安的罚没款、收费全额返还给公安，同时将农村税费改革中的治安费128万元安排给公安专款专用。

　　2003年的七八两个月，四川警务受到严重影响。一句顺口溜流传开来：“与其干来找死，不如不干等死”。

　　经过调研，吕卓注意到，所长、局长们不愿干，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关于执法理念。“我为治安管人民”的观念在部分警察头脑中根深蒂固，现在一下要变成“我为人民管治安”，一些人就无所适从了。

　　“什么叫执法？执法就是训人。什么叫管理？管理就是收费。既不能训人又不能收费了，怎么办？”

　　“‘8条严禁’以及随后的整顿，让一些所长、局长们觉得官不好当、当不下来、不愿当了，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吕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