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胡乐

　　影像：再现画面

　　画外音：1996年1月2日晚， 22岁的女青年陈兴会，在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城郊，遭人奸淫后被勒昏，被利器割开颈部死亡，她的身上有多处伤痕，下身还被塞进了泥土。

　　主持人阿丘：残忍的凶杀，是怎么发生的呢？——案件发生后，乔家警方很快开始了调查，而且很快锁定了一个嫌疑人，孙万刚！就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被宣判无罪的孙万刚，当时他是死者陈新会的男友。据警方调查，当天晚上出事之前，很多人都看到，孙与死者一直在一起！那他都干了些什么？我这有两种说法，但都是孙万刚自己说的。第一种说法是他跟我们的记者说的，说他自己无罪，另外一种说法呢也是他说的，但，是在公安局的有罪供述，后来也就是这第二种说法导致他被判了死缓。我们先听听他对我们记者的说他自己无罪的说法。

　　采访孙万刚：当时我就抱着她，在这个时候我这个头上，这个头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打了，当时我就昏了过去，

　　（再现画面）孙万刚说，那天跟几个朋友聚会，大家都很高兴，都喝了点酒，聚会结束送女朋友回去的路上，就觉得有些头晕，就和女朋友在路边的草地上休息了一会儿。在草地上的时候，忽然被打昏了。

　　采访孙万刚：等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呢？我只发现这里有什么东西流下来，然后我用手一摸就发现是血，我就努力地站起来，在这个草坪上，我就发现这个陈兴会就不在这里了，我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主持人阿丘：根据巧家县公安局的记录，孙万刚的头上确实有被击伤的痕迹。孙万刚后来告诉警察，醒来后他很快在不远处找到了女朋友陈兴会，正跟一个男子在一起。此人自称是警察，怀疑孙万刚和女朋友有卖淫嫖娼的行为。

　　采访孙万刚：当时这个男的穿着一身黑衣服，我看不清楚，我叫了一声，她也没有回答，我说小陈咱们回家吧，那个男的就问我和小陈发生性关系没有，小陈和我都说了没有发生性关系，这个时候他说他是警察，这个男的就说，他要就叫小陈和她一起离开，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个男的就是说，你头上有伤，你回去把伤包好，我们下面还有几个人，我们事说清楚就行，我就站着不走，这个男的就把刀指向我，他说，你走不走，如果你不走，我就给你脸上留个记号，在当时情况下吧，我也是感到害怕了。

　　主持人阿丘：孙万刚说他当时害怕了，所以他离开了自己的女朋友和这个自称是警察的人——接下去发生的一切就有了旁证，当天晚上，他到一个朋友家住了一夜，还脱下带血的衣服泡在了脸盆里，直到第二天晚上被警察收审。我们再听听孙万刚的第二种说法，这种说法是他在公安局的供述，他承认是自己杀了陈新会，他说陈新会曾经跟他借过三百元钱，而这三百元钱又是他跟朋友借的，案发前几天，朋友催他还钱，他又去找陈新会，但陈新会一直还不出来，这让他觉得很恼怒，恼怒之下，他从姐姐家里借了一把刀，杀害了陈新会。但是这第二种说法，后来他在出庭的时候，又翻供了。那么，这一个死缓，一个无罪又都是怎么判的呢？

　　影像：画面，法院

　　采访：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庭庭长 梁子安：孙万刚这个案子当时的主要的证据，我说的是主要证据就这么两个，一个是孙万刚曾经做过有罪供诉，第二个就是他衣服上和他睡过的床上，沾染有与死者相同类型的血迹。

　　主持人阿丘：据法院的同志回忆，当年在法庭上，检方提出的犯罪嫌疑人孙万刚，当晚有犯罪时间，身上有说不清的血迹,。曾经自己做过有罪供诉，尽管后来翻供，而且孙自己翻供时所说的，其当晚的行为，也让人不能信服。您还记得孙万刚的第一种说法吗，当天晚上，他住在朋友家，直到第二天晚上被警察收审前。在自己受了伤、女朋友被带走的情况下，孙既不去公安局询问，也不去找人，检方认为似乎不合常理。故此，尽管当时，作为物证的血衣不能成为孙杀人的证据，尽管当时还没有找到作案工具，尽管孙当庭翻供。但是，孙还是被看作有很大的嫌疑。

　　影响：法院，判决书！

　　主持人阿丘： 1996年9月20日，孙万刚因强奸、杀害女友陈兴会，被昭通地区中级法院判处死刑。孙万刚不服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高院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1998年5月，昭通中院维持原判，判处孙万刚死刑，孙再次上诉至省高院。1998年11月，云南省高院终审判决认为，“原审判决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同时却“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而撤销原判，改判孙万刚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从死刑到死缓，“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改判了，孙万刚免去一死， 根据本案什么具体情节呢？

　　采访：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庭庭长 梁子安 ：那以前如果像类似于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证据上面有没有疑点？有，那怎么办？你又不能放他，那么疑罪从轻，就是从这个方面考虑。

　　主持人阿丘：证据上有疑点，但就是不能放他，为什么就不能放呢？

　　采访：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庭庭长 梁子安 ：因为我也是老搞刑事案子的，以前好像脑子里有个传统的东西，只要检察院起诉了，这个人肯定有问题，有问题就得处理，老有这种，所以疑罪从轻。

　　主持人阿丘：疑罪从轻，说了这么久，其实今天我最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个词，它不但关乎孙万刚的命运，而且可能会和我们每个人有关。疑罪从轻，什么叫疑罪从轻？梁子安法官说，这是在1997年新刑法推行之前，很多地方的法院都有的审判思维习惯，就是说发现某人犯罪的嫌疑相当大，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时候法院可能对他处以判决，只不过会判的较轻的些。这样做，起诉方可以继续寻找证据，以免罪犯逍遥法外，而被告方也可以有继续申辩的机会。看得出来，这做法不易放过坏人，但是不是也容易冤枉好人呢？

　　采访：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庭庭长 梁子安 ：那法院从以前的观点，观念上就是说专政工具，就是判罪，开宣判会，它好像在老百姓当中它也形成这么一种东西，这也是一种观念的问题。疑罪就是可能，疑就是可能，那么像这种，遇到证据不足的，或者证据欠缺的，那么就判轻一点儿。

　　主持人阿丘：疑罪从轻，这样一个词，这样一种观念，6年前，给孙万刚留下了一条命，但是，还是这疑罪从轻的观念，孙万刚在监狱里一关就是6年。直到有一年，云南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国司法界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