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昨日发表文章，对一度轰轰烈烈的两个“典型”进行了回访，发现这些“典型”要么由“热”转“冷”，要么“不告而终”。个中原因，值得反思。

　　1998年，浙江省绍兴市嵊州一个山区小乡的党委书记想出一个点子：所有乡干部都要记《民情日记》，记录他们的工作情况和民情民意。此“典型”经当时的浙江省委领导批示后在全省推广。几年过去，记者近日回访时发现，《民情日记》已处于基本停记状态。

　　1996年底，福建省漳州市在全市各县、市、区委组织部长中推行“组织部长夜谈联动”制度，规定每月15日下午4时到晚上11时为接待党员、干部、群众来访来电的时间，到2000年一度扩大化到493个单位。最近，记者赴漳州市进行回访，却“发现这项制度已悄然消失”。

　　这两个“典型”的兴衰史表面看有诸多相同之处。都源于良好的初衷———为了倾听民意，督促官员尽职尽责；都“由小到大”———不管别处的实际情况，逐步推广到较大范围；都引起过很大反响———包括省级甚至中央媒体都进行过报道；结局大致相同———都逐渐“由热变冷”，直至归于沉寂。

　　再往深处剖析，这两个“典型”的“短命”有其必然的原因：脱离实际走形式，制造轰动效应，没有求真务实。“典型”的意义在于，在道德上表明一种向上的、真实的价值取向，引导和提倡人们仿效之。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可以强制要求所有人都要这么干，不能硬性要求所有的官员都像小学生每日做作业那样，把自己的一言一行记录在日记本上，否则就要影响考核成绩，也不能要求所有部门的人员都在夜里值班听取民意———漳州市有些部门根本不具备夜谈条件，有的部门半年也没有一个人来夜访，但也必须有几个人呆着，一到夜谈时，各个机关灯火通明，还要安排快餐、夜宵，行政成本大增。有关部门之所以把“小典型”推而“大”之，无非是要在“量”的扩大上显示一种“气势”，以便为媒体报道增加“力度”，引起上级的注意。

　　有人把这样的“典型”称之为“软政绩工程”，十分在理。现在有些地方官员除了抓大项目、修大广场等看得见的经济上的“硬政绩工程”外，也开始注重营造看不见的、政治上的“软政绩工程”，其特点是假借公众的名义，打着为民服务的旗号，把公众当做自己“作秀”、玩花架子的道具，“为民办事”变成“为己造势”。

　　“硬政绩工程”的危害已经开始为世人所了解，但“软政绩工程”的危害一直藏而未露。其实，“软政绩工程”的“杀伤力”也不可小视。它除了也能造成劳民伤财的后果外，还侵蚀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模糊了官员们的价值导向，必须坚决遏制。

　　事实上，一个理性和成熟的社会，一个能坚持以人为本、法治之上的行政理念的地方政府，是勿需不断地制造轰轰烈烈的“典型”的。对所有官员的管理，坚持的是守法、尽责的标准，而不是超越实际的道德要求。“典型”的出现，从根本上说依然是“只对上负责”的结果，这与目前倡导的“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观念背道而驰。□本报评论员艾君相关报道见今日A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