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报》报道,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地方出现了领导干部公费出国学习、培训的热潮。一些省市包括经济相对落后的省市纷纷推出领导干部出国学习的计划,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官员出国培训耗资巨大,仅一名官员在美国哈佛大学培训三周,培训费就高达人民币20万元,这些钱大多要由财政支付,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将给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
组织领导干部出国培训,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法律、公共管理等领域的知识和经验,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需要,是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利用国外资源培训人才的有效方式。然而让人尴尬的是,当前的官员出国培训热,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多议论。有人认为,培训干部并非只有出国学习一种,当务之急应该先做好那些不出国培训也能做好的事。还有一些群众担心,官员出国深造“蔚然成风”,会不会成为一种时髦而引起竞相攀比?会不会沦为一种变相的公费旅游?
群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人们耳闻目睹了太多以学习考察之名行旅游玩乐之实的把戏。群众对一些地方的官员出国培训热产生非议,并不表明群众不支持对外开放,不赞成利用外国的资源培训中国的人才。官员出国培训没有错,群众的担心和非议也没有错,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人们注意到,以往官员出国考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福利待遇,级别不够,或者所在部门不重要,就可能没有机会出国。虽然现在出国的机会多了,但公费出国考察对于官员的意义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出国考察如此,出国学习也是如此。与官员出国考察一样,官员出国培训也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安排谁去而不安排谁去,为什么安排你去而不安排他去,都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媒体多次报道过官员借出国考察之机收受贿赂甚至叛逃国外的事例,人们把官员出国培训与出国考察联系起来,由此产生一些疑虑也是正常的。
所以,要消除公众的疑虑,首先必须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可以借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管理办法,对申请出国培训的官员进行资格审查,并组织参加统一考试,名单初步确定后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最后将被安排出国官员的基本情况、出国就读的学校、培训的内容、培训费的数目等结果在媒体上公开发布。这样,公众对于安排某个或某一批官员出国培训是否合理,有无必要或多大必要,以及培训费是否过高等问题,也就会有自己的判断,同时也会减少一些因不知情而产生的非议。
除此之外,官员培训完毕回国以后,还应该就接受培训的有关情况向公众做出交代。这样做既是为了对公众负责,也是对官员自己负责,至少可以帮助他把自己在国外培训期间的见闻和收获进行全面总结,以便对回国后的工作有所裨益。可以借鉴政府官员向人大常委会或人民代表大会述职的做法,安排官员在适当的场合向公众“述职”,汇报自己在国外学到了哪些知识,增长了哪些才干,将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学以致用,在原有基础上开拓创新;或者在官员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安排他“述职”,让他证明国外培训的经历如何提高了自己的领导素质和管理水平,等等。只有做到这些,才能证明官员出国的确是去培训而不是去旅游,证明官员在哈佛大学三个礼拜交的20万元培训费没有白花,才能平息公众对当前官员出国培训热的种种非议。(潘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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