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昨天上午，省纪委、省监察厅通报了全省公务用车改革情况。从会议情况可以看出，“职务消费货币化”已经成为全省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方面。

　　事实上，早在去年初，吴官正同志就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要求，全国各地“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积极稳妥地进行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和公务员福利制度改革工作”。有人分析说，改革政府公务用车、实现交通补贴货币化发放，是继公务员岗位津贴实现统一发放之后，我省“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又一亮点。

　　“‘车改’完成之后，‘公务接待’改革将成为下一个必须攻克的堡垒。”省监察厅副厅长谢谷粱在会议结束时表示。

　　公车改革是早晚的事

　　东莞市沙田镇从1993年起取消领导干部公务用车，改为每年发给交通补贴，改革后节省费用54％

　　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简称“车改”)，已在佛山、惠州、广州等多个城市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山市的“车改”计划预计于今年10月率先“一步到位”。而据佛山、惠州提供的数据，“车改”前后对比，试点单位的交通费用一般可以节约30％左右。

　　但谢谷粱介绍说，广东“车改”最早的探索者，其实是东莞市沙田镇的党政领导班子。当地从1993年起取消领导干部公务用车，改为每年发给交通补贴，改革后节省费用54％。

　　十年来，广东省的“车改”经历了两个阶段。从自发改革到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改革，从个别、分散的试点到一个县、一个市区域内全面推行，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到以地级以上市制订统一的改革方案，分段的标志乃是省纪委于2003年下发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意见》。

　　“公务交通费用居高不下，财政负担沉重；公车利用效率低，隐性浪费严重；公车管理工作难度大，产生不少矛盾……容易滋生腐败……”上述文件细数了公务用车制度的弊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公车改革应该注意的4个原则和6个环节。它们也成为当前全省各地推进公车改革的指导性意见。

　　情况通报会上提到的另一份材料，是完成于1998年4月28日的《广东省部分地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情况调查》。其按语援引中纪委向党的十五大所作报告的一句话——“解决滋生腐败现象的深层次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改革。”该文件另一个名字叫做“省纪委政策法规研究室改革与反腐败系列调研报告之二”。

　　“过去我们查超编、超标车，纠而复生、禁而不止”，谢谷粱说，“这就提醒我们应该转变工作思路，尝试改革方法，把实物分配货币化，变暗补为明补，从源头上解决以权谋私的问题。”这也就是说，1998年的《调查》和2003年的《意见》沿用了同一个思路——“改革，再改革！”

　　去年5月，张德江同志在政协委员要求实行公务用车改革的来信上作出批示——“公车改革是早晚的事”。谢谷粱将这9个字评价为“全省范围内推行此项改革的‘尚方宝剑’。”

　　顺应小车进入家庭潮流

　　“车改”把实物变成货币，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公务员方便了工作和生活，政府减轻了财政负担

　　就像所有的改革一样，“车改”伊始就面临了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交锋。

　　今年7月份，广州市天河区“车改”工作在全区22条街道展开。由于改革采取了补贴与干部职工级别挂钩的通用做法，质疑的声音说，普通办事员外出办事的几率超过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因此“车改”是“益了处长苦了科长”。

　　谢谷粱举例反驳了这种观点。某地在“酝酿”进行“车改”时，提出了两个方案供大家选择：一是维持现状继续保留公车，二是取消公车发放补贴。最后表态的结果泾渭分明：领导干部全部选择留车，一般干部全部选择发补贴。

　　谢谷粱说：事实上，受“车改”冲击最大的是领导干部；而对于中层以下干部，他们使用单位小车的机会本来就不多，“车改”后得到一定数额的交通补贴，大多数人是满意的。

　　“‘车改’把实物变成‘货币’，受益者更多，中层以下干部成为支持改革的群众基础。”谢谷粱这样评价，“而领导干部之所以能够最终接受，是由于平民化身份和形象的回归，也能获得‘政治上的加分’。”

　　对于“车改”为什么能在争议当中顺利实施，谢谷粱的答案是“顺应了珠三角发达地区小汽车进入家庭的发展潮流。”他认为，公车“货币化”改革，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交通工具“民办公助”的形式，其最大的特点是：私人买车，公私兼用，公家适当补贴。

　　他提到，珠三角地区私家车保有量已达每百户20至30辆，在多数公务员具有买车欲望但经济上又有一定压力的现实状况下，“货币化”改革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公务员方便了工作和生活，政府也减轻了财政负担。

　　“目前的‘车改’并不完美”，谢谷粱承认这一点。在他看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上班用公车、下班用私车”这种“一人两车、公私分明”的做法才是“理想模式”，但“现阶段珠三角地区还做不到这一点”。

　　省下的都是“真金白银”

　　从佛山、惠州等地“车改”的实践来看，一个县(区)或市直机关每年节约的交通费用少则数百万元，多则数千万元

　　在当前国情之下，改革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谢谷粱对这一点显然是满意的。

　　据他介绍，从佛山、惠州等地“车改”的实践来看，一个县(区)或市直机关，每年节约的交通费用少则数百万元，多则数千万元，而公车拍卖一次性回收的资金可能达到数千万元。省下来的钱，“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目前在开展“车改”的地区和单位，除保留少数执法执勤专用车和组建公务用车租赁公司外，其余车辆一律公开竞价转让拍卖，且其评估定价要有社会中介机构完成。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改革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和少数人以权谋私的现象。”谢谷粱解释说，“拍卖如果在单位内部进行，局长举牌要了八万，谁还敢举八万一和局长竞争？”

　　谢谷粱特别提出了“单位内部”和“机关内部”两个概念。公开竞价转让虽然不允许在本“单位内部”进行，但可以在“机关内部”进行，后者包含了至少两个平级单位。

　　解释其中的原因，谢谷粱又举了一个例子。惠州一部“奥迪A6”的起拍价定为32万元，但成交价达到55万元，个中原因其实是有个体经营者看中了当地主要领导干部曾经的“坐骑”。收入偏低地区的公务员无法与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竞争，而购买新车的经济压力又比较大，因此“采取向全体机关工作人员竞价拍卖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向社会公开拍卖，竞争充分，拍卖活动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如佛山三水区向社会公开拍卖的3批公车，成交价都比起拍价提高70％。”谢谷粱说，“但向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公开拍卖，坚持了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从实践的效果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好的。”

　　下一目标指向“公务接待”

　　“车改”要保证开展业务工作所必需的交通条件，正常工作不能受到影响

　　除了“经济节约”外，“勤政廉政”是评价“车改”的另一个标准。2003年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4个原则。其中，“有利于工作”排在第一位。《意见》中说，“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要保证开展业务工作所必需的交通条件，正常工作不能受到影响。要避免因‘车改’影响工作积极性、影响工作效率情况的发生。”

　　就“车改”来说，人们最担心的是，有的公务员会为了节约费用而少出门办事，从而影响了工作。

　　谢谷粱说：“我不敢担保所有人都没有这种‘利益导向的行为偏差’，但也不相信我们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觉悟会那么低，‘小气’到为了节约一点交通费用而置工作于不顾。”

　　他回忆说，前些年搞“通讯费用改革”，一开始也有人担心手机话费包干后，有人会为了节约费用整天关机不接电话。实践证明除了极个别人外，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上班开会不能迟到缺席，外出办事一般都是非办不可的业务，上级布置的任务更是必须尽快完成。”谢谷粱认为交通补贴的数额在使用上是具有一定“刚性”的。

　　据谢谷粱介绍，各单位“车改”后纷纷建立健全了配套的公务员勤政廉政考核制度，“如果有人为了‘心疼交通费用’影响了工作，那么后果肯定是‘得不偿失’。”

　　笔者提出，“公务接待”也是工作，车辆拍卖之后“公务接待”需要的车辆如何解决？如果有代表团来广东考察，接待方提供一辆中巴，车费要由对方支付？“我没有答案。”谢谷粱坦率地说。他接着谈到，“这说明公车改革会同时触发一系列的改革”，“下一个目标指向‘公务接待’”。

　　“公车改革已经让人看到了1／3的费用压缩空间，公务接待改革能够压缩的空间，估计远远不止1／3！”谢谷粱预测。

　　“这是一场大的革命，只是难度大得多、大得多”，虽然“什么时候开始还很难说，但是‘始终都是要搞’。”谢谷粱最后表示，“吴官正同志说过，广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比较成熟的地方，希望在党风廉政建设尤其是制度创新上走在全国前面。”

　　本报记者　贺信　李静睿　通讯员　粤纪宣

　　“车改”释疑

　　“车改”是赚是亏？

　　广为流传的“三个1／3”认为原来在公车使用中“公务占1／3，领导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因而成本的压缩空间有2／3之多。而经过各试点“公车改革办公室”的核算，“车改”前后交通费用一般可节约30％左右。有人因此质疑“车改”经济效益。

　　这种“三个1／3”的说法主要是为了将公车私用现状形象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统计数据。从佛山、惠州等地的“车改”实践来看，一个县(区)或市直机关，“车改”后每年可节约交通经费少则数百万元，多则上千万，经济效益显而易见。

　　公务交通补贴标准怎样制定？

　　公务交通补贴标准以工作岗位所承担的任务、性质和公务活动量为依据确定，一般来说，分为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三大类。一个地区一线领导和一个部门的一线领导，虽然级别不同，也基本属于同一补贴档次。

　　标准计算的总原则是小车可以公私兼用，费用必须公私分明，即用于公务的费用由公家补贴，用于私人的费用由自己负担。领导干部每月补贴费用与每月养车费用接近。换句话说，领导干部用车自己买，养车费用由公家补贴。据分析测算，一辆15万元的车每月补贴2000元至2400元比较恰当。

　　公车如何处理？

　　除保留少数执法执勤等特殊专业用车以及组建公务用车租赁公司外，其余车辆一律公开拍卖。在拍卖中，公车的评估定价聘请有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来完成，不允许领导班子讨论定价。拍卖一律进行公开竞价转让拍卖，不允许搞内部协议转让、暗箱操作。公开竞价转让可以向社会拍卖，也可在机关系统内部分批进行，但不允许在本单位内部进行。

　　富余司机如何安置？

　　“车改”后的富余司机将有五条出路：一是本人具备条件的鼓励其报考公务员或转任其他岗位；二是成立社会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机关出租车队，安置一批司机；三是已到或接近退休年龄的可按政策办理退休或提前退休；四是愿意退职后自谋职业的按有关政策办理并提供帮助；五是对临时工、合同工按合约规定解除雇佣关系。

　　如何避免“车改”后“公车照坐”？

　　各地“车改”小组使用各种办法进行内外监督。如有的地方对留用的特殊公务用车，统一喷刷醒目标志便于群众监督；同时规定非执行执勤任务不得使用，建立用车工作日记，对每次出车的任务、人员、时间、地点一一登记，利于内部监督。

　　同时，各地还及时制定了违反公务用车改革纪律的责任追究办法，如惠州市规定，发生上述违纪违规行为的，首次进行诫勉谈话，扣发一个月交通补贴；第二次给予通报批评，扣发三个月交通补贴；第三次除扣发全年交通补贴外，还要视情节轻重给予党政纪处分。

　　“车改”如何实现法制化？

　　现在的公车改革是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自己制订规则、自己执行、自己解释。有人质疑这是“让既得利益者主持公车改革”，“很难说彻底代表公共意志”。另外，公车改革节约的费用带来财政预算的变动，而预算变动审核属于各级人大职责范围。

　　为了使“车改”工作不但在内容上更加完善，而且在程序上更加合法，各地“车改”方案可经过党委、政府讨论通过后，以政府的名义，提请当地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意后才正式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