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在临死前认真地画了一个自鸣得意的圆圈，这个圈展示了阿Q的劣根性。李真在临死前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圆圈”《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新华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为我们透视李真的丑恶灵魂，全面认识贪官污吏的劣根性提供了难得的案例。
贪官污吏都是双重人格。这种人边“庄严”边腐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鬼一起来，满口说胡话”。李真在正式场合巧扮“庄严”，在非正式场合则毫不掩饰其流氓加无赖的嘴脸。他在上级面前说的都是人话，所以，曾经被看作“好苗子”，被委以重任；在贪官污吏、妓女、情妇、嫖客、骗子和奸商面前说的全是鬼话，贪鄙之人以金钱美色巴结他，是为了求他办事，也为“防止他在首长面前说坏话”(多名贪官的“共识”)。李真式的贪官污吏在权势和金钱面前是哈巴狗，在部下、群众和穷人面前是恶狼；不得志时夹紧尾巴装“孙子”，一脸“老实”相。人一阔，脸就变，一得志，便猖狂。李真“在地狱门前”说：“当初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那是地地道道的胡话。一个双重人格的人绝不会成为“一个纯粹的人”，更不会成为焦裕禄式的榜样人物。
李真当然不是天生的坏种，他能作大恶肯定有社会环境的弊病助成，但他在出事后说自己“丧失了理想信念，才滑到腐败的深渊”，则完全是习惯性地说官话大话空话假话而已。他作为“知识化”的干部，从小学到大学都学政治理论，作为“专业化”的领导秘书，天天学文件，写文件，接受领导的教育培养，作为“革命化”的领导干部，多次进党校“进修、培训、短训、轮训”，经常开“中心组学习会”，每天都在抓干部职工的“精神文明”和“思想政治工作”。“教化”人的“方丈”何以“丧失了理想信仰信念”呢？一言以蔽之：假善人、花和尚、伪道士而已，根本就没有树立起理想信仰信念。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伪装。
贪官污吏都是以利害计较为宗旨的机会主义分子。李真等人总说“社会风气不好”、“小人们拉自己下水”、“监督不严”、“没人提醒”才使自己由腐到败。从案件材料看，李真等贪官污吏规则意识、自律意识、批评与自我批评意识极差，相反，有着极强的投机钻营、投机取巧意识，急功近利，卑鄙势利。他们见权贵就追，见富豪就傍，见名利就争，见空子就钻，见机会就上；没有机会，想方设法超越规章制度，破坏游戏规则，违法乱纪“创造机会”。李真由“一朵花”到“豆腐渣”过程中的现实表现，在案件侦查阶段的抗拒、摆阔、显贵、“承诺”等表演，以及从一审判决到上诉期间的“反思”、“悔过”、“立功”、“反腐建议”、“内心独白”等等作“秀”行为表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的嘴脸。大权在握时，他千方百计地弄权贪财；锒铛入狱后，他千方百计求生存。做每件事之前，他首先计较的是自己的利害关系。他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终审判决时，立即瘫倒在地，并提出上厕所的要求，贪求能多活“一泡尿的功夫”，将“贪”字进行到底。李真“在临死的那一刻瞪圆了眼睛”，或许是想再重复一次：“我还年轻，我不想死”，或许想学阿Q高唱一句“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或许想高歌一曲《向天再借五百年》。到底什么意思呢？只有鬼知道！
妓院的门敞开着，良家妇女不会主动沦落风尘；仓库的门轻锁着，忠厚长者不会铤而走险。“不正之风”一直有，焦裕禄、孔繁森等人为什么没有“生锈”？同在河北官场，郭光允等党员干部怎么就没“被李山林等小人千方百计拉下水”？性格决定命运，品格决定行为。作为“贪官标本”，李真及其“现象”的研究价值之一，既在于提醒人们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也告诉我们要善于鉴别、发现、防范那些寄生在官场里的贪鄙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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