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上午，包头空难，除机上53名乘客和工作人员遇难外，地面上南海公园61岁的职工白得金和一位晨练的老太太龚喜莲罹难。
除了部分投保航意险的遇难者得到应得的赔付金外，11月27日，东航也向“11·21”空难每位遇难乘客赔偿21．1万元。
但是，有关部门对地面上的两名遇难人员的安抚和理赔并不顺利，特别是对于白得金，对于其事后理赔工作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说法。对此，《新周报》记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
地面遇难者后事怎能一推再推？
地面罹难人员中的白得金老人，今年62岁，生前为包头铁路工务段的退休职工。出事时的身份是南海公园的巡逻员，临时工。
寻找地面遇难人员白得金颇费周折。空难发生后，由于南海公园被警方严密封锁，记者无法进入，公园办公室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在公园旁边的一家餐馆里获知，老白生前常去附近一家小卖部购买东西，与他们很熟。在公园正对面的一条破烂的小巷子里，小卖部的马老板介绍说，老白是他们这儿的常客，人很好，为人老实，对工作很认真，每次只坐一会就匆匆离开，说是要按时上班。他还拿出一张空难发生前一天老白写下的欠单签名，那上面有他赊下的几包烟和小食品的账目，共有8元多。说起老白遇难的事情，马老板感叹，“没想到再也见不到他了……”
经多方打听，记者在距南海公园三里外一个名叫东河二里半的菜市场附近找到了白得金一家租住的平房，房子陈旧而破烂，光线阴暗，里面正烧着呛人的煤炭。老白二儿子白军红肿着眼睛把记者迎到家里。
老白的老伴马秀兰老人，满面哀伤地躺在外屋炕上抽泣着，嗓子沙哑，见到有记者来访，老人不由悲号起来。“老头子劳累一辈子，他退休后也闲不住，除了做家务，还特意跑到南海公园去找了份临时工。”
“听他的同事讲，出事的那天早上，他们俩还站在公园门外说笑了一阵，谁知，他一离开，就出事了。老头子是10月22日上班的，11月21日出的事，差一天就满一个月……”
白得金的三儿子白云说，“飞机失事后，我们听说地面有一个老人出事了，都害怕是我父亲。后来在公园门外看到父亲的那位一同值班的同事时，我们这才知道父亲遇难了……我们一家人都想去寻找他的遗体，但公园早被封锁了，我们根本无法靠近，我父亲就在地面上，要找到他是很容易的……我们哭着打电话给公园，对方说出事的又不是你父亲一个人，还有飞机上的几十人呢，这事只能等政府来处理，你们在家里等消息吧。”
11月21日晚7时许，公园方面向白得金的家人证实了他遇难的消息。
白军对记者说：“我父亲是地面遇难人员，他的遗体应该比较好辩认，而且应该与飞机上的人区分开来。对于我们来说，赔偿是次要的，我们全家只想尽快让父亲入土为安。”
“我们在家里等了两天后，见还没有人过问，就自己找人，但他们都说知道这事了，现在忙不过来；后来找到了负责接待死难者家属的天使宾馆，但对方说这里只负责飞机上的遇难者家属，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应该找地方政府部门。”白军哽咽着告诉记者，“随后，我们又找到东河区政府的有关领导，有关负责人对我们好言劝慰后，让回家等候，称随时会通知我们去验血，做ＤＮＡ，以便能确认死者的真正身份。”
与白得金同时遇难的还有另一位叫龚喜莲的老太太。刚开始时，东航及有关方面只对外宣称“11·21空难”中，只造成地面一人死亡（即白得金），对于同时遇难的龚喜莲却三缄其口，直到11月21日下午，龚喜莲的家人跑到二里半派出所报案后，第二天在警方的引领下，他们在包头殡仪馆看到龚喜莲穿的孔雀蓝夹克上衣、灰色裤子及其残缺不全的遗体，有关方面才承认：当时正在公园晨练的龚喜莲老太太也遇难了。
谁该对死者负责
11月25日上午，记者与包头市东河区政府的一名马姓官员取得了联系，他说：“这次空难，情况很特殊，只能等到有关部门处理好有关事宜后才能处理这事。”他还对记者表示，“事发后，政府即通知我们去慰问他的家属。但这两天因善后工作太忙，许多工作人员已经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到现在还没顾得上对死者家属进行安慰，那是我们工作不到位，我们马上办理此事。”
获知《新周报》和《中国安全生产报》的记者前往白得金家采访后，南海公园的于主任和相关人员当即赶往其家进行慰问，并送上500元的慰问金；在随后的两天内，公园方和相关部门又几次前往白家安抚。
于主任对记者表示：对老白的赔偿，由于情况特殊，不是他们公园一家能做主的，他们会按国家的政策法规，按地方政府部门的指示，妥善处理好他的后事，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这与事发当日，记者致电该公园时得到的说法几乎没有什么二样。
11月24日下午，经过验血和ＤＮＡ确认，白家找到了白得金的遗体。25日上午，东航有关人员终于在当地政府部门的陪同下来到白家，就有关赔偿事宜进行协商。
老白生前在包头铁路工务段工作了30多年，到1998年才退休，对于他的意外死亡，其单位有何说法呢？11月28日上午，该单位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在电话里回答说：我们只是从他家人口中才获知其不幸的；由于他的身份尚未确定，此前我们也无法去他们家中慰问。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社保条例的有关规定，如果退休职工自然死亡，按规定单位一次性给予3000元左右的丧葬费，但老白属于意外死亡，社保条例中对此尚未有规定，这就给他们出了个难题。他表示，等拿到老白的死亡证明后，将向社保部门专门打报告，看能否为他补助有关丧葬费。最后他还再三表示，如果家属需要，到时单位会派车子或送花圈，尽力帮助他们。
地面人员如何理赔？
事发后，记者多次向处理空难事故小组有关人员询问有关白得金的赔偿问题，遭到对方几次拒绝，直到后来，才有知情人告诉记者：大家正在忙着飞机上的五十多名遇难者问题，现在哪还顾得上地面的？再说，地面人员的赔偿问题很特殊，我们与地方政府部门正在协商之中。
11月25日上午，记者辗转打通东航负责处理地面两位遇难人员后事的有关人士手机时，对方显得很不高兴，称此事东航与中央相关部门正在研究之中，至于具体情况，他们现在还不便透露。随后几天，记者多次拨打对方手机，不是无人接听就是无法打通。
“11·21”空难后两名地面遇难人员的理赔工作，东航及有关方面将如何进行？赔偿数额和赔偿方法，成为人们所瞩目的焦点。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劳动法专家关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白得金尽管只在南海公园上了不满一个月的班、没有签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现在的问题是，他的遇难并不是单位工作环境、工作条件等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偶然性的因素——飞机突然失事爆炸造成的。是谁直接造成他死亡的，主要责任应由谁来负责。按规定，在此次事故中，公园方只能负次要责任，而主要责任得由东航来承担。
劳动保障部工伤保险司有关人士称，像白得金这样的情况很特殊，他已从原单位退休，现在又在新的单位上班，是双重劳动关系，而新的单位又没有这些保障，这就使问题变得复杂了。具体如何处理，还得由相关部门协商解决。
11月28日，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法学系的董教授在接受《新周报》记者电话采访时指出：根据民航航空法的有关规定，对因飞机造成地面的第三者死亡，应给予赔偿，同时还应对其家属赔偿有关精神损失费，至于具体数目，得视具体情况而言，国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数据。目前，有关赔偿事项目前只能参考《民航航空法》，没有其他的具体规定，在处理包头空难事故中，对于地面人员的赔偿问题，也是有先例可资借鉴的。民航部门可以参考1999年4月15日大韩航空公司货机坠落在上海闵行区莘庄莘西南路的一处建筑工地上，造成现场居民5人死亡、42人受伤、近千户居民房屋受损的案例，在这起震惊中外的“4·15”坠毁事件，地面受害者都得到很好的赔偿，赔偿数额至今在国内应算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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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韩航飞机失事有关地面遇难人员赔偿先例
1999年4月15日下午16时04分，大韩航空公司一架麦道ＭＤ－11货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升空1000米即坠落在上海闵行区莘庄莘西南路的一处建筑工地上。3名韩国机组人员当场死亡，另造成现场居民5人死亡、42人受伤、近千户居民房屋受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4·15”大韩航空公司ＭＤ－11货机坠毁事件。
事发后有关几名地面受害者的赔偿，却历经了艰难而又漫长的诉讼过程。
对5名中国人该如何赔偿？经过谈判，韩方先承诺每人赔偿52．5万元，此种赔偿方案，只有其中的一位姓周的安徽人家属同意接受。
乔晓岚、高顺良等4位受害者家属，却无法接受此方案，认为韩方这样的赔偿方案是带有歧视性。
而参照韩国的国内赔偿：大韩航空公司对国际航空运输过程中旅客死亡赔偿标准14万美元是承担合同之责，而对韩国国内第三者侵权死亡赔偿的标准是每人赔偿约为360万人民币。
1999年6月9日，4位受害者家属向法院提起诉讼，每位原告要求赔偿357万元。
2001年4月，他们终于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拿到判决书。判决被告支付原告高顺良的家属人民币111万元。同日，法院给另3位家属都下达了判决：乔晓岚家属，108万元；王晓芸家属，88万元；陆雨晨家属，88万元。加上大韩公司原已支付每户的2万元，4户死者家属每户实际获赔90～113万元。
法院在判决书中这样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民用航空器对地面第三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的法律，故本案适用我国法律。我国法律规定的法律适用顺序依次为国际条约、国内法和国际惯例。因我国未参加相关的国际条约，而我国国内法对侵权行为的赔偿已作法律规定，故本案适用我国的国内法。对总的赔偿额的确定，应能足以使原告得到抚慰和补偿，并对被告起到惩诫的作用。应尽最大可能弥补原告因此受到的损失。在当今民用航空交通工具普遍使用的情况下，被告应充分重视航空运输质量，保证航空运输安全。现被告飞机出现坠毁事故，导致地面无辜第三人死亡，受害家庭支离破碎，损害后果特别严重。被告应充分吸取教训，强化安全管理，保障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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