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送别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 证人仅存四人

       12月8日上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老人的追悼会在石子岗火葬场举行，除了老人的家属外，南京市政府领导、南京大屠杀的另外4名幸存者、历史学家张连红以及香港艺人张明敏等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追悼仪式。随后，老人的骨灰在雨花功德园名人苑入葬。据报道，1984年，有关部门统计出南京当时发现的大屠杀幸存者有1700人，但10年后的今天只剩下400余人。据2002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不完全统计，幸存者中年纪最大的已经95岁，最小的也有65岁。随着李秀英等人的辞世，南京大屠杀的“活证据”越来越少，而多起国人对日战争索赔诉讼案件仍未结束，日本右翼势力至今仍未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四位幸存者同悼“老大姐”

　　追悼会定在石子岗火葬场西中厅举行，大厅门口不见黑底白字的挽联、横幅，而是用明亮的绿色和黄色勾勒出儿女对母亲的爱，“身去音容存，寿终德望在”，横批为“妈妈我们永远怀念您”。

　　李秀英老人的9个子女笔直地站在老人的遗像前，连日过度的悲伤和忙碌让他们看起来异常憔悴。赶来悼念老人的人们早已挤满了大厅。哀乐缓缓响起，所有的人都低头默哀，气氛凝重。不一会儿，人群中隐隐传出哭泣声。

　　当老人的遗体被抬入大厅时，9个子女立刻难以自制地痛哭起来，悼念的人群也不再沉默，追悼大厅内顿时哭声一片。

　　夏淑琴、李高山、赵斌和佘子清四位大屠杀幸存者也来为老人送行。

　　今年8月李秀英老人住院期间，夏淑琴曾去看望过。“没想到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我们两个都有官司在打，现在我们会把她的事业继承下去。”夏淑琴老人说。

　　佘子清老人一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义工，很早便与李秀英老人相识，一直尊称她为“老大姐”。遗体告别时，佘老面对李秀英的遗体不停地说：“老大姐，你安心去吧，一切有我们。”佘老说：“每年的12月13日都是我们几个在一起，今年就少了她。”老人入葬的时候，4位年迈的幸存者为她献上了傲霜开放的菊花。

　　■张明敏专程来为老人送行

　　前来悼念的人群里还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永远跳动着中国心”的香港艺人张明敏。一袭黑衣、一脸肃穆，站在悲伤的人群里非常显眼。据李秀英老人的家人介绍，老人逝世第二天，张明敏得知噩耗，立刻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们表示会尽快动身赶来参加老人的追悼会。

　　“我来参加追悼会，是出于对李秀英女士的尊重，也是作为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老人的精神是后代的宝藏。”张明敏在追悼会结束后便悄悄地离开了，甚至没有通知老人的家属。

　　上午10：00左右，老人的孙子捧着骨灰盒来到南京雨花功德园，子女们排起了长长的送葬队伍。草坪上，骨灰盒摆放的位置上方用红色大理石雕刻成一本血红色的《拉贝日记》。

　　■家人：婆婆希望我们都坚强

　　老人的房子上个月刚刚装修好，“我们是盼着老人能回来，所以把房子重新弄了一下，希望她能住得更舒服”，儿女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却没有等来母亲，现在这房子却成了老人的灵堂。

　　在儿女们心中，李秀英是一个英雄。退休以后，老六陆永庆始终照料着老人的生活起居，对于母亲的性情他最了解。“我妈说一是一，做人一点都不含糊，要不也不会和三个日本人对抗，这也和她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陆永庆说，“我妈十三岁就失去了母亲，一直和我外公相依为命，吃了很多苦，她没有办法不坚强。”生活的磨难造就了老人倔强的个性，“好不容易把子女拉扯大了，都快成年了，全家又下放了。在农村，我看着妈妈扛着锄头下地干活”。

　　陈晓燕是老人最年长，也是最宠爱的外孙女，平日里老人也最听她的话。谈起外婆，陈晓燕用了“厉害”二字，“她可是个厉害的角色，在我印象里，她什么都不怕。在日本打官司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在法庭上什么都敢讲，我觉得那是因为她问心无愧”。老人的一生历经坎坷，但在家人眼里，老人从来没有因此抱怨过、伤心过。“婆婆长得很福相，却没享过什么福，但在她看来，那似乎没什么，她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苦难和波澜，不值得大惊小怪。”

　　站在老人的墓碑前，陈晓燕没有哭。她说：“我最懂婆婆，她不喜欢这样，婆婆曾经跟我说过，她希望我们都很坚强，不会喜欢我们在这里哭哭啼啼，我外公过世的时候，婆婆也没有哭。”

　　■律师：老人刚烈的性格令我印象深刻

　　刘惠明律师是协助老人诉松村俊夫名誉损害案的中方律师，1999年以来便一直与老人保持联系，多年来的交往，使之与老人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生活中，老人非常慈祥，我和她之间沟通得最多的就是官司，老人家性格很率直，可见年轻的时候非常刚烈”。官司上的很多事情都需要别人帮忙，但刘律师发现，“她不喜欢去给任何人添麻烦，能自己办到的，她绝不会找别人帮忙”。刘律师之所以这么多年都免费为老人提供法律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帮助，都是因为一种情感上的震撼。“我记得，最初她给日本人演讲的时候是

　　　我做的翻译，每次她都会讲述自己的经历，翻译很难，而她的讲述却让我感到震撼，因为我知道她真的不愿意回忆，那是一段很痛苦的经历，每每想起来还如同噩梦，她只是希望我们不要遗忘，所以我觉得她很勇敢。”

　　还有一件事情，让刘律师对老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老人81岁的时候，参加一个大屠杀纪念活动，在上台阶的时候不小心磕碰了一下，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可是老人家没有吭声，站起来继续这个活动，一直挨到活动结束，老人终于站不住了，一检查，是骨折。”刘律师说，老人刚烈的性格令他印象深刻。

　　■市民：她在日本的官司如果胜诉是为全中国争了一口气

　　南京人对李秀英老人的形象再熟悉不过了，每每有爱国主题公益活动都少不了老人的身影。如今，老人的离开，也在南京市民的生活中激起了层层涟漪。

　　李先生是一名教师，“老人这辈子的苦难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活着的人不要忘记那段曾经的耻辱，老人一辈子都很勇敢，从与日本兵搏斗，到站出来指正日本右翼的错误，我很敬佩她。”南京大学校园里，历史系的武同学说：“每到12月13日，老人总会在江东门纪念馆出现，她是在提醒我们，而她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她和日本右翼进行了正面交涉，毫不畏惧，80多岁的老人啊，还有这股勇气和毅力！我觉得她在日本的官司如果胜诉了，那是为全中国争了一口气。”

　　刘师傅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李秀英很了不起，怀着孩子还能和日本人搏斗，是个女中豪杰。”家住城东的王小姐说：“李秀英见证了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我觉得南京人对于老人一定也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她就像一个看着我们长大的老母亲一样。”

　　■专家：抢救幸存者刻不容缓

　　今年8月李秀英病重以来，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专家王卫星老师一直关注着李奶奶的命运，噩耗传来，他表示：“她的死让我想了很多。”

　　“在大屠杀历史中，李秀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幸存者，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里基本上都有记录她的经历。她很不幸，也很幸运———身中37刀能够幸存下来。”作为一个学者，王卫星认为李秀英对大屠杀历史研究的贡献不可磨灭，“这场血腥的屠杀过去60多年了，她活着，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不容日本右翼推翻，她的存在要比我们做研究的写几十篇文章更能说服人。”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提出李秀英是编造出来的。王卫星认为，李秀英在日本的诉讼，本身就是对其最有力的回应，一审、二审的胜诉已说明了一切。这个官司在日本的反响非常大，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王卫星说：“失去了她，我们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大屠杀经历者和见证者。让我觉得刻不容缓的，是唤醒整个社会对‘寻找幸存者，抢救证言’的重视。”王卫星相信，一定还有一些大屠杀的见证人和幸存者没有被发现，他们有的在南京，有的甚至在周边省份。王卫星的神情异常严肃：“经历过大屠杀的那些证人都老了，毕竟过去60多年了，他们的人数每年都在减少，我们有什么能力抗拒生命规律？我们只能抢救他们的证言！”

　　■供稿/《现代快报》

　　■脸谱

　　享年86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12月4日6时10分因病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她因曾亲身遭受侵华日军杀戮，并于战后在南京军事法庭出庭作证，近些年又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右翼分子，而一直被称为是见证日军暴行的“活证据”。

　　李秀英生于1918年1月1日，1937年12月侵华日军进攻南京，她因怀有7个月的身孕，无法逃往外地，与其父一起躲进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美国教会学校（现五台山小学）地下室避难。12月19日，3个日本兵闯进该校地下室，图谋强奸李秀英，性格倔强的她与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37刀。其父设法将她送进美国教会医院（现南京鼓楼医院），经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先生的医治，得以保存性命，肚子里的孩子因此流产。当年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拉贝等人的日记与书信中都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特别是美国约翰·马吉牧师在治疗现场拍摄的影片，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开庭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李秀英曾出庭作证。此后她还远赴日本，控诉日军暴行。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诽谤，5年前李秀英毅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右翼分子松村俊夫毁坏名誉权，并取得一、二审胜诉，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行径。张波 ■摄影/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