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夏海淑
2004年12月12日，南京大屠杀67周年的前一天，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向21位幸存者颁发了首批证书；在13日的纪念仪式上，这些老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和媒体追逐的对象。
然后呢？
如果不出意外，他们将很快被大家遗忘，直到下一个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等不到那一天。
其实，被我们遗忘的何止是这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太多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依然在无声无息中死去，太多为了这些受害者能早日讨回公道而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依然不为人知。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
李秀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作为南京大屠杀最著名的证人，她的病危和去世曾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死后被安葬在南京雨花功德园。然而，尽极哀荣的葬礼并不能改变老人生前的处境。
陆永鑫先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我母亲没有退休金，完全靠我们几个孩子奉养，生活并不是很宽裕。2002年初，市民政局开始每个月给她发105块钱；2003年开始，又有一个南京民间企业家成立的协会每个月资助她400块。”
“除了‘9·18’、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平常没什么人想到她。只是一开纪念会或是来什么日本友人了，就会叫她去。我母亲不喜欢日本人，去是去，但是不愿意和他们走在一起。为这事，有的领导还挺不高兴，说她态度不好……”
一个多么自尊的“非暴力不合作”老人！
侯冬娥：前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慰安妇之一。1994年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她的一生只有《工人日报》记者陈宗舜记下了这样一些片段：
“她是村子里最受轻视的女人，大家不叫她真名，称她是‘进过炮楼的’，更有人拿她的遭遇当笑话说。”
“一个雨天，她重重摔倒在村口，因为嫌她‘不干净’，没人肯过去扶她。她的老伴身有残疾，见她久久没回来，就把笤帚点燃坐在家门口，指望召唤到别人帮忙去找她，但直到笤帚烧成灰，也无人问津。”
所有这一切，只因为她曾被日本人两次抓进炮楼，她因此从“盖山西”的美女变成了一个不成人形的病妇，她刚满月的女儿因此被活活饿死——这段惨绝人寰的经历，就是她被自己的乡亲们歧视和羞辱的全部理由。
张纯如：美籍华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2004年11月自杀身亡。“我相信，如果不写这本书，她不会自杀。”这句话，童增先生对《环球》杂志记者说过两次。
1995年去旧金山开会时，童增认识了张纯如，“那时她是一个特别阳光的女孩子，个子高高的，很漂亮，特别单纯。当时我就觉得，这么一个女孩子去写南京大屠杀，她受得了吗？结果……要知道，一天到晚接触那样的题材，人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而且这么多年她又一直是孤军奋战。我经常想，如果一个犹太作家写了这样的书，他一定会被同胞当成英雄，而我们，谁给过张纯如一点支持、鼓励？她回来了谁理过她？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对不起张纯如，真的。”
耿谆：花岗劳工幸存者，当年花岗暴动的领导人。在中央一台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记忆的证明》里，劳工大队长周尚文的原型就是他。曾亲身接触过老人的林先生告诉记者：“这是个特别了不起的老人。”
有关档案的记载也证明了林先生的话：暴动失败后，他自杀未遂，被日本军警俘虏。当日本人威逼他交出打死监工的凶手时，他回答：“命令是我下的。”“我杀人，我抵命，我愿意自己剖腹。”连日本审讯者都忍不住拍案而起，说了一声：“伟大！”
2000年11月，“花岗劳工诉讼”庭外和解后，耿谆因和解书上的无理条款而拒领和解金。2004年11月，海外华人组织“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向不接受和解的劳工发放了与和解金同等数额的捐款，耿谆写来亲笔信致谢，落款是“耿谆九十岁”——他是想提醒人们，他已经等不了太长时间了。
甑国田：一个河北农民。从1992年开始，他就把寻找幸存劳工当成了自己的“职业”，10年来共联系到了5000多名劳工。1994年以来提起十几起劳工索赔诉讼，绝大多数是他帮劳工们联系到中日律师的。
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做到这一切，甑国田得投入多少时间精力、花费多少钱？当《环球》杂志记者在电话里问他这个问题时，他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是挺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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