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驻东京记者/何德功
2004年12月15日，当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官仅用一分钟时间便草草宣判“山西慰安妇诉讼”败诉时，第四次来日本打官司的刘面换无比愤怒，这位77岁的老人眼睛里已经没有泪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把官司打到底！”
老人这次来日实在不易，其他3位原告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由于身体原因都已经来不了日本了，刘面换也是病魔缠身，经常高压200多。
看着刘面换脸上的道道皱纹，看着她坐在轮椅上的背影，看着她在别人搀扶下步履蹒跚的样子，《环球》杂志记者的眼睛模糊了。
这场官司从1995年8月7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起已经打了近10年。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后，按现在的速度，下一次开庭时间还得在几年之后，到时她还能再来吗？
中国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诉讼总共有20多起，到目前为止，中国受害者败诉居多。个别一审、二审胜诉的，日本政府和企业又立即上诉。可以说，这是一场拉锯战和持久战，而我们的原告都已风烛残年，很多已含冤而去。然而，为了伸张正义，幸存者们仍在咬牙坚持。
其实，他们能够坚持到现在，首先应归功于日本友人的支持，尤其是“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的日本律师们，他们对日本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有深刻的反省。
律师团团长尾山宏说：“一个有良心的国家应该正视历史、进行道歉、作出赔偿，而非极力否认、设法掩盖；唯此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
他们替中国受害者打官司，是为了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自己民族的未来。他们希望通过为中国受害者打官司让日本政客改变自己的历史观，还日本国民一个历史真相。
只有所有的日本人对历史都有正确的认识之后，日本才会真正走和平的道路，永不再战。为此，这些日本律师不怕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接手了中国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的绝大多数官司。
如今，日本律师到中国来进行调查和中国受害者来日本打官司的费用已达人民币上千万元。这些费用来自两个渠道：
一个资金来源渠道是律师团支持会。支持会由各界日本友人组成，在声援中国受害者的同时，也为中国受害者在日打官司自愿捐款。
12月15日，在东京高等法院101法庭的听众席上坐着90多名日本人，在法庭的外面走廊的长椅上还有几十人，他们都是支持会的成员，其中很多人都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环球》杂志记者当场采访的70多岁的德永淳子女士就曾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解放军。
另一个资金来源渠道就是律师团成员自己贷款。律师团的300多名律师不仅要为打官司劳神费力，还要负担大部分费用。现在受害人年事已高，到日本打官司要有专人陪护，费用越来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不过，律师团认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所有官司中，不论败诉和胜诉，案件本身的部分或全部事实大多数还是得到了认定，这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到了历史的真相。
《环球》杂志记者看到，中国慰安妇打官司支援会有不少成员是年轻人，相信他们会把历史真相告诉更多的同伴。
经手13起中国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案的中国律师康健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索赔案件败诉的理由主要是“国家无答责”和“时效过期”。
“国家无答责”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这是明治时期的一条法律，对日本国民还适用，问题是日本对别的国家犯下了罪行，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时效过期”更不能成立，按照日本民法第721条第1项规定，犯罪行为超过20年不予追究。但在战争受害索赔案件上，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中国受害者不可能到日本提出诉讼；而且按照国际法，战争伤害案件也是没有时效限制的。
日本法院为什么总抓着这些不是理由的理由狡辩呢？
这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大众总体右翼化，法院是国家机构，法官作为国家机构的公务员在对外问题上总体来说会与政府保持一致，外国人在日本告日本政府很难获胜。共同社的一位朋友就曾对《环球》杂志记者说：“日本政府最终不可能败诉。”
另一方面，总体气候对打官司也不利。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4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高层互访中断，日本最近又决定让李登辉访问日本，两国政治关系势必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日本要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道路，和平的力量在逐渐衰落。这种情况下，日本更不可能反省自己的战争罪行。
康健律师认为，由于赴日打官司花费越来越大，日本友人越来越难以承受，应该考虑在国内打官司。现在与劳工案有牵连的日本企业一听说要在中国国内提起诉讼都感到紧张。在国内打官司可以把企业和政府分开，企业由于害怕声誉受损很有可能给受害人赔偿。这与反日没有关系，主要是解决具体问题、为受害人讨回公道。日本企业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失更会赢得更多中国人的信任。
康健律师还呼吁，有关部门要善待战争受害人，这些历史证人年事已高，有些人生活状况非常悲惨。她感到和日本友人相比，向他们提供资助的中国人太少，有关部门太冷漠，个别企业提供资助前甚至会先要求回报，把资助受害人当成商业行为，这些都令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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