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什么旗子都无人争议了
最有权力的是
排山倒海而来的黑水
把兵家必争之地
陷进尸臭熏天的地狱
从古拉打夜到班达亚齐
从共和国到
烽火家园的族群独立
我的诗魂随着母亲的故事
在亚齐河畔哭泣
在北拿绒迷失。
——印尼籍华裔诗人Paulus M.Cukrono
两个母亲抱着孩子坐在门前的凳子上聊着天。
往年的这个季节，她们的家乡——印尼港口城市班达亚齐(Banda Aceh)的雨水充沛。“夕阳像斑斓的琥珀，绛红色，很迷人”。经商的丈夫外出回来，一家人吃着烤鱼，听孩子弹琴读书。
但是现在，一场海啸已经摧毁了他们的家园，他们不得不离开那里。
1月12日，距离班达亚齐数百公里的棉兰(Medan)市郊，美德村难民救济站窗外，乌云散开又聚拢，阴沉沉的，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3岁的阿方浑浑噩噩地躺在母亲的怀里，全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一旁发愁地看着他。
“总是要回去的。”那片海洋和它曾经肆虐的地方才是这些华人难民们的故乡。
难民营的生活
美德救济站，来自班达亚齐的华人难民们许多都集中在那里。他们吃饱了睡，睡醒了吃，很忧郁。大家在一起只能聊天。谈谈天气，谈谈亚齐，谈谈印尼。
42岁的难民欧太太总是忙个不停。她的中文名字叫苏春丽，丈夫欧庆雄，原来居住在班达亚齐市的JL.CUT NYAK DHIEN。他们的女儿17岁的欧婷婷不会写中文，她的印尼名字叫DEBBY，今年高中3年级。
海啸前，和其他的很多印度尼西亚华人家庭一样，丈夫做生意，妻子当家庭主妇，一家人的生活原本很平静。
上月26日，在逃离班达亚齐的路上，欧庆雄没忘告诉亲友：棉兰，美德村美德一街GANG BUDI No.12，是个可以住的地方。于是，5天后，这栋3层小楼挤进了15个家庭的华人难民，大人37个，儿童18个。他们大多数人曾经素昧平生。
女人们7点左右起来梳洗、买菜、收拾停当，然后看着丈夫和孩子狼吞虎咽地吃早饭。她们没有更多的家务事可做，于是想尽一切办法做点好吃的，争着洗刷碗筷。由于手头上的材料并不多，因此一些饭菜天天吃也就腻了，这是女人们最苦闷的事情。
天气很热，30摄氏度左右，头一天换下来的衣服必须马上清洗干净。
洗澡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每天，女人和孩子都要出去找当地华人朋友。男人们则将就着用凉水洗涤疲惫的身心。“这个时候，还那么讲究干什么？”
交通组长李志伟开始安排手头有限的几辆汽车、摩托车和自行车，将想前往市区购物的人，和前往美德村难民救济站的人，挨个送过去，来自班达亚齐的华人难民们许多都集中在那里。
美德村原来的村民介绍，救济站的办公地点其实是原来村子里的殡仪馆，吃饭的餐厅和临时用塑料棚布搭建起来的救济品仓库占据了篮球场的位置。办公室的对面是临时的医疗中心。
陈玮清是棉兰苏北大学医学系大一的学生，旁边抱着两个顽皮小孩子的姑娘是她的师姐黄莉雯。趁着放假，两个人到难民营来做义工。“两个小孩子明天就要去亲戚家住了，临走前来找我们玩。”海啸已经过去了三周，越来越多的难民离开了难民营。
工作人员苏金云说，“有得选择的话，谁愿意当难民呢？”这些人大多搬到亲戚朋友家去住，毕竟，难民营的条件差一些。偶尔，他们会回来看看，了解一下亚齐的情况，找找熟悉的面孔。
印尼苏北中医协会从本月13日开始在难民营开设了义诊并免费派发一些药物。两个小时，看病的人有34个。
医师黄汉忠说，可能是因为灾难的突然降临造成的惊吓，不少人出现血压高、失眠、头晕的症状，身体也很虚弱。肠胃病在难民营很常见，天气原因导致的感冒患者也比较多。不少人上火，喉咙痛。
又一车救济货物被运进了村子。10多名小伙子哄地一声喊，乱哄哄地打闹着冲了出去，又冲了进来。嘴里嚷嚷着，将东西摞在一起。
“没有事，没有事。”一位年迈的难民大叔解释说，这会儿，不喊两嗓子，大家是提不起干活的精神来的。
成箱的救济品堆放在广场上，晚上还得有人通宵守夜。各地运来的救济物资很多，工作人员说，由于物品大多很杂乱，因此无法统计。吃不完的东西就全部拉到亚齐，救济留在那里的灾民。
开始的时候，还有人送些面包来，现在大都是些饼干之类的东西。
喜欢下棋的难民三三两两地走到旁边的小咖啡馆里“享受一下”。Mike实在找不到什么事情可以做，只好坐在营地中央的板凳上。由于天气酷热，难民营周边的垃圾很多，蚊虫成群。有人拿着“烟炮”进行消毒。正在给难民分发食物的女人低声咒骂着，赶紧用碗、盘将饭菜捂得严严实实。
死难者的家属常去参加一些宗教团体组织的追悼会、法会寄托哀思。剩下的人找不到更多可以打发时间的消遣方式。
这里没有什么娱乐设施，打牌是当地政府非常敏感的事，因为担心难民会赌博。这让难民营的人非常苦闷。他们吃饱了睡，睡醒了吃，很忧郁。大家在一起只能聊天。谈谈天气，谈谈亚齐，谈谈印尼。
梦魇 迷惘 逃避
总是会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谈论的话题经常是“人生的意义”、“理想”、“死亡”、“价值”。可这样的谈论总是草草地收场，永远没有答案。
海啸，摧枯拉朽般毁灭了无数华人的家园和梦想。
韩道丰皮肤黝黑，仰着头坐在屋外的凳子上，自己编着歌，哼唱着“不明白，也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突然之间成为了一场灾难的受害者。他们很疑惑，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他们试图寻找答案。
欧庆雄是个房屋装修商人，海啸发生前，3套房屋装修的工程刚刚进行了一半。他的事业才刚刚开始，他有两个孩子和一个没有工作的妻子。
在班达亚齐，华人的数量大约占据人口总数的5％。和整个印度尼西亚的情形相仿，班达亚齐的华人经济状况普遍很好，和当地的印尼人相比是有钱人。在印尼，华人总是很自豪地搬着手指头历数华人吃苦耐劳、敬业、文化水平和教育水平高等优点，并将富裕的原因归结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而海啸将不少华人的梦想淹没了。稍微懂点事情的孩子们一夜之间就长大了。看着父母无助凄凉的背影，他们甚至开始说一些劝慰父母的话。
欧婷婷说，如果再来一次海啸，她还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疯狂地购物。她不喜欢读书，但既然父亲坚持读书的意见她还是会去读。她有5个同学死在了这次海啸的灾难中，但对于死去的人她说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她坐在凳子上，偷偷地告诉记者，她觉得现在很多人聚在一起，挺好玩的，因为没有读书的压力。当然，无聊的时候也会有，但听听音乐就好了。
她说自己一想起海啸就很害怕，她觉得，不仅仅钱没有用，读书也没有用，不管干什么，都是没有价值的。她不知道自己将来该干什么，也不清楚自己的理想是什么。总是会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谈论的话题经常是“人生的意义”、“理想”、“死亡”、“价值”。
海啸后的难民生活让他们突然从匆忙的时空中剥离了出来。“好好想一想，自己大半辈子过得怎么样”。可这样的谈论总是草草地收场，永远没有答案。
欧庆雄说，他刚离开班达亚齐的时候希望再也不要回去，就在棉兰找一份工作，安家落户。但半个月过去了，他开始筹划着返回班达亚齐，“去看看再说”。他所有的一切在海啸那一天都没有了，他的自信似乎也被埋没在了班达亚齐。
这座城市掩埋了太多人的欢乐记忆，面对这一切需要很大的勇气。“真的不敢说以后会怎么样，也不敢想将来。”他说，在棉兰找份工作帮人打工应该也是可以的，但对养活一家四口人来说就显得有些不够用了。两个孩子正是读书的年纪。他表面虽然乐呵呵的，但心里很发愁。一切可能都要重新开始，无论是事业还是工作。
很多华人不得不调整自己从老板到贫民的心理落差。他们寻找着自我安慰的方式。“钱不要那么多吧，够用就好了。你看，大水一来，什么东西就都没有了。钱有什么用？到了那个时候，有钱也买不到任何东西。”这种看法已经成为华人难民比较普遍的心态，他们说自己看透了很多东西。
不少华人开始更加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知识才是海啸夺不走的东西。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复课。家长们亦步亦趋守在门外。
钟美华是一个家庭妇女。以前她并没有觉得人生有什么特别需要考虑的东西，除了丈夫和孩子。现在她越发体味到生命的可贵，家庭的重要，健康的重要和社会的重要。
她开始关心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能帮忙的尽量帮忙。但她不肯谈论亚齐，不肯谈论那场灾难，一说起来，她的脸色就阴沉了下来，泪水涟涟。
在难民营，宗教团体的活动非常活跃。他们积极地在难民中组织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用宗教仪式将大家聚集到一起。无事可做的难民们选择加入不同的宗教团体，诵读经文，唱歌，或寄托哀思，或打发时间，很多人最终开始信仰宗教。他们说，可能是人间的杀戮，可能是人间的堕落，是什么都不重要了，因为我们承担了最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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