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江山 深圳 报道

　　在经历了25年辉煌后，深圳应当以什么样的角色继续未来的征程，这或许不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1月6日，深圳市在时隔一年半之后再次迎来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这天晚上10点，温总理在出席东盟海啸和地震灾后问题领导人会议后抵达深圳迎宾馆，并于次日对深圳进行了为期半天的视察。

　　在考察了当地企业和听取深圳市的工作汇报后温家宝指出，深圳特区要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发挥优势，加快发展，“更好地发挥示范作用”。

　　观察人士认为，温总理此番深圳之行意味深长，一方面，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取消经济特区”呼声日盛的环境下，作为一国总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两次考察，表明了中央政府对深圳的重视，另一方面，总理的叮嘱言外有声，体现中央决策层对深圳继续作为“试验田”的期望。

　　“如果说深圳过去25年间的发展主要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未来的征程就应当是在协调发展方面大做文章”，这位观察人士指出，“无论是‘窗口’效应还是‘实验田’角色，深圳要实现中央的意图，就必须在政治改革方面作出新的尝试，而这，正是深圳承担新角色时的难题。”

　　“全国的深圳”

　　中央政府希望深圳在新一轮改革大潮中再次担负起体制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还是全国的深圳。

　　1月7日，温总理在广东省和深圳市党政主要官员的陪同下考察了大亚湾核电站和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公司之后，在车上听取了广东省和深圳市的工作汇报，随后于中午赶往机场。满打满算，总理在深圳停留的时间只有15个小时。

　　在这次短暂的视察中，温家宝给深圳市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水平方面发挥示范作用；不断深化改革，在体制创新中更好地发挥“试验田”作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发展开放型经济中更好地发挥“窗口”作用；认真贯彻中央关于香港工作的方针政策，密切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

　　深圳市政府一位全程参与了接待工作的官员告诉记者，温总理在听取深圳市负责人汇报工作时强调，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深圳的改革和发展，并对深圳的下一步寄予厚望。

　　事实上，早在2003年7月，履新不久的温家宝总理就来过深圳。当时，适逢网上那篇著名的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在深圳人心中产生巨大震撼的时候，那次视察后不久，国务院便派员赴深调研，任务是“为深圳重新定位”。

　　时隔一年半之后，温总理在此番视察中再次提到了国务院的调查组，他说：“我派来深圳的调查小组一直没有解散……深圳是广东的深圳，也是全国的深圳，你们不能光理解为就是你们深圳！”

　　直到1月7日下午，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在深圳大学举行的“形势报告会”上透露温总理的视察经过时还说，温家宝对深圳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肯定的，深圳在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窗口试验田和示范区的作用，但问题是，25年之后的今天，当人们将深圳放入WTO环境下再次仔细端详时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深圳似乎真的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

　　提到深圳的作用和地位，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一位部门负责人现在的口气略显不屑，他说：“现在我们已经不太在意深圳了，觉得它就是个普通的城市。”

　　这样的话不无道理。经过25年的发展，深圳早就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试验田”任务，这个当初万众瞩目的特区，开始在中国众多城市中“泯然众人”，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城市范围的扩张，深圳已经面临诸如土地供给不足、公共资源调配失衡等一系列经济发展中的致命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妨碍了深圳曾经“国际大都市之梦”的实现。

　　对此，号称深圳“中国脑库”专家的深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曲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在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中央现在需要深圳再次扮演“试验田”、“窗口”的角色。

　　另有专家则直言，正是考虑到深圳在改革开放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因此积累起来的声望，中央政府希望深圳在新一轮改革大潮中再次担负起体制创新试验田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还是全国的深圳。”

　　不管这样的新角色对于深圳来说有多大的诱惑，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沉寂了数年之后，深圳的确需要再度受到关注。深圳市委办公厅一位官员承认，且不管新角色怎么表演，中央领导人的表态和鼓励，“无论如何都给深圳市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再定位之后的改革任务

　　深圳如何发扬过去敢为天下先的作风，在政治体制创新方面比别的地方做得更好，一方面需要决策层的胆略和智慧，另一方面也承担比经济改革更为巨大的风险。

　　早在数年前，深圳市领导层就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始探讨深圳的再定位问题。几经周折和争论之后，“区域性国际化城市”成为深圳在历经20多年飞速发展之后的基本定位。

　　2003年1月2日，深圳市委召开三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部署深圳的未来发展战略。在这次会议上，深圳决策层放弃了过去曾经提过的“国际性”、“全国性”、“大都市”等字眼，市委书记黄丽满提出，深圳要加强与香港、广州的区域合作，把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区域合作作为长远发展战略。自此，围绕深圳的再定位争论似乎尘埃落定。

　　当时有媒体报道称，深圳的这一定位来自某位中央领导人对深圳的“敲点”，这位领导人在在2002 年国庆期间南巡深圳时发现深圳城市建设中的一些问题，要求深圳官员审时度势，扎实工作，抛弃不切实际的想法。

　　在深圳大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看来，深圳目前定位容易，可真的实践起来困难很多。这位教授认为，过去20多年间深圳所创造的奇迹，不仅离不开中央政策的支持，更和中国最高层发展经济的决心密不可分。

　　而现在的问题是，深圳的再次腾飞面临全中国其他地区同样的瓶颈制约，那就是如何通过改革政治体制促进经济发展。只有在体制创新方面作出大文章，深圳才可能突破瓶颈制约，实现第二次腾飞。

　　有人分析，在温总理此番给深圳定下的四个要求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密切同香港的合作困难相对较少，但对于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在体制创新中发挥试验田作用，深圳所面临的任务甚至比25年前更重。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口号。按照中央有关文件和学者的解释，这个发展观包括三个基本点，其中，坚持以人为本是本质要求，而作为其主要内涵的“全面发展”，则是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深圳在这个方面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政治的发展”，深圳大学的那位专家指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政治体制的滞后便成了绊脚石。“在我看来，深圳真要发挥试验田作用，下一步的艰巨任务就是在民主和法治两个方面下功夫。”

　　这对深圳来说的确是个难题。在深圳工作长达8年的南方某媒体记者尖锐地批评道：“当前的深圳，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文明的相对滞后的怪胎。”

　　这位记者举例说，在深圳本地的报刊上，很少能看到批评政府和讨论民主政治的文章，大家除了讨论经济问题，几乎不谈民主，在这方面，深圳的媒体编辑甚至已经达成了默契。

　　“媒体的自由度是衡量一个地方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准，因为它直接反映这个地方的政府工作透明度和监督效率，而这些指标，恰恰就是现在社会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

　　深圳另一个被人们痛恨的事情就是户籍制度的坚冰。有统计数字表明，深圳现有实际居住人口近1000万，其中83.3%不具有深圳户籍。这种严重倒挂的户籍结构，已经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严重影响到了深圳的发展。

　　对此，一位长期在深圳生活的人士辩解说，深圳之所以在过去形成了经济上的超常规发展和政治改革上的相对滞后，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下意识地将经济和政治分开，以为一谈政治就会影响经济发展。“不过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深圳已经开始进步了。”

　　事实也许正如这位人士所言，从2003年以来，深圳开始在体制创新方面迈出了一些步伐。是年初，深圳开始实行“行政三分制”，将政府职能从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方面相对分离，并使之既相互制约又协调运转，此举一时获得了全国的高度关注。

　　另外一些细节，则可能也显示出深圳在体制创新方面的姿态。深圳市府拆除政府围墙，意图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政府”。更难得的是，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深圳市已经出现“草根选民”的自荐和竞选。

　　提到这些变化，深圳律师刘桂评价说，“光靠这些小打小闹的细节还远远不够，作为全国体制创新的实验田，深圳必须尽快拿出一整套改革方案，争取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同时，在民主政治改革方面迈出新的步伐。”

　　这样的分析也许是对的，但问题是，政治改革的实验事实上已经在全国各地次第展开，深圳如何发扬过去敢为天下先的作风比别的地方做得更好，一方面需要决策层的胆略和智慧，另一方面也承担比经济改革更为巨大的风险。

　　这，或许就是深圳再定位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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