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谢念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准备了40件拟向大会提交的具有全国普遍意义的立法建议，没有一件向中央伸手要这要那。

　　“这和5年前有了很大不同。”一位重庆代表私下感叹。

　　2000年，国家正式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当时，在迅速奔富的心态作用下，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给人的共同感觉是一个字：急！

　　“当时，来自西部的代表、委员提交的议案、提案，相当比例是站在地方本位立场吐苦水，要钱、要政策，要求国家将自己所在地确定为西部大开发重点。重庆、陕西、四川等省、市互不相让，纷纷召开新闻发布会，标榜其作为所谓大开发‘桥头堡’的优势，一幅‘西部老大，舍我其谁’的样子。”参加过2000年“两会”报道的记者黄先生清楚地记得。

　　5年弹指一挥间。今天，整个西部的心态，似乎都在向平和、务实回归。不仅仅重庆，在其他的西部代表团，一味为自己“伸手”、相互“比拼”的议案、提案都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的本地区共同发展的关注。

　　在讨论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鸿举，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张中伟，以及西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清云等西部高官代表的发言，都是站在整个西部的高度，探讨大开发如何继续深入推进。

　　“西部的12个省（区、市），除了生态环境、基础设施面临着基本相同的情况外，其他方面，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条件，各有各的传统，应该突出各自的优势和特色，并着力整合、互补。”王鸿举说，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去年，在区域社会经济协作中一直牵手四川的重庆，第一次目光向南，向近邻贵州“示好”。由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率领的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在对贵州进行了持续多日的考察、访问之后，双方签订了一揽子全方位、深层次合作的协议。人们注意到，此前的用电高峰期，重庆电力供应吃紧，有关市领导曾专程登门煤电资源丰富的贵州，寻求电力支持。

　　王鸿举分析，西部看上去不再像5年前那么“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5年来加大对西部的投入，西部长期积累下来的“投资饥渴”有所缓解；二是通过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西部人日益冷静地认识到，大开发是个长期、艰巨的历史过程，难以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