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上午，全国政协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八大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贵州毕节地区智力支边的成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引入贫困地区经济建设，成为这一17年扶贫试验的两大亮点。
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顾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来到北京，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上述发布会的重要角色。3月11日晚，顾久向记者讲述了更多“和谐社会”理念毕节试验的幕后故事。在这位地方官员眼中，毕节扶贫的关键词是扶，是让人看到希望。他说，民主党派的同志把毕节当成了家，而毕节人民不仅对民主党派的人士充满感情，更对新发展观有本能的感激，和党中央有天然的情感联系。
与此同时，曾经是大学教师的顾久说，只要孩子们有了最好的教育，十年后毕节就会是一个崭新世界。
毕节是中国最贫穷地区
新京报：您当时刚到毕节工作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贫困地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顾久（以下简称顾）：我过去当老师，每当学生毕业的时候，总有一种成就感。
但是我到了毕节以后，也有一种沉疚感，沉重的沉，内疚的疚。我们那个地区，93%的土地在山上，93%的公民是农民，这两个93%，决定了我们地区的贫穷。
开始去的时候，我们老觉得这地方很贫穷，但是回过头去看，才知道现在的毕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次我讲到毕节的穷困时，一位老革命说他以前搞地下工作时的毕节，惨不忍睹，有很多大姑娘穿不上裤子的。
可是今年，毕节的工业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农业，这是几千年来毕节没有过的事情。
多党合作引入经济建设层面
新京报：您能介绍一下毕节的试验是从何而来的吗？
顾：有这两个93%，想富起来是很困难的。后来1988年锦涛同志在毕节搞了一个试验区，他是1985年到了贵州当的省委书记，到贵州的第二天，就到毕节去了。去了以后他说，这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注意啊，他说的不是“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当时锦涛同志做了一个大胆设想，就是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可能的手段，来解决这几百万人的衣食问题，要进行封闭式的试验。“生态建设、人口控制和开发扶贫”的三大主题，就是当时提出来的。
我们后来归纳，发现这三点，很早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生态建设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人口控制是人与人的问题，开发扶贫是人与社会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基本上涵盖了所有人们关心的问题。我们要是查一下，国际上是到1992年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宣言，才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当时胡锦涛同志是在1988年，而且是在一个地区，提出了要进行这样的试验。
新京报：为什么要强调是“封闭性的试验“呢？
顾：因为很多大胆的设想，都应该在这个地方试验，1988年搞试验的时候，锦涛同志说过如果我们每条路都跟着发达国家走，就会越来越落后，所以要用超常规的大胆探索新路子的办法，去找出脱贫治富的新路。
另外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八大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全都请了过来，一起来观察来对付贫穷。
我们后来觉得，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一种政治概念，是我们基本的政治制度，锦涛同志则是把多党合作放在了经济建设的层面。
今天下午开会的时候我在想，现在大家都在用的词是和谐，多党合作中的各政党的和谐，也是社会和谐的一种基础。
毕节人本能感激新发展观
新京报：您反复提到了扶，而很少提到救济，一般人提起贫穷，好像想到的都是救济？
顾：这点我要说明一下，锦涛同志到毕节帮扶，不是拿什么钱，他去，是一种真正的扶，应该不是救。
扶和救是有很大区别的，扶的目的是让你站起来，而救的目的是让你活下去；扶要扶你的脊梁，而救是救他的口腹；扶的重点对象是强者，以强带弱，是扶幼者而不是扶老者，因为幼者充满了希望。
虽然离开了毕节，但是他对毕节充满了感情，倒过来说，毕节也对他充满了感情，毕节的700多万人，到现在，对锦涛同志感情都非常的深厚。这是我到毕节工作的另一个感受，一方面我们都觉得工作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从上到下都感到了一种希望。
他把毕节地区，当成了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天然的检验尺度了。只要毕节，他认为，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能建成小康，全国就应该都没有问题，倒过来说，如果这个地区不能建成小康，那全面小康就谈不上。
所以他一直关心这个地区，我在管计生工作的时候，前几年来北京开会，就很担心他会问起来，因为贫困地区的计生工作是很困难的，幸好他没有问，我当时还感到庆幸。但是几天后我听说，他找来了国家计生委的一位主任，说毕节是个人口控制方面的试验区，一方面应该总结他们的经验，另一方面应该帮助他们。这才知道，锦涛同志一直在关心着毕节。
另外前两个月我又到了北京，听省里的领导说起，碰到教育部部长周济同志的时候，周济同志就说他非常关心毕节的教育问题。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能经常感受到锦涛同志对毕节的关心。他关心毕节不是因为毕节这里强那里强，而是因为他和总理同志，对贫困地区的群众都特别有感情，这一点就让我们这些从贫困地区来的人非常振奋，和党中央有一种天然的情感上的联系。
尽管我们非常的难，什么成本都比别人高，但是毕节人一谈到新的发展观，确实都有一种本能的感激，用一句过去的话来讲，这是一种朴实的阶级感情。我觉得，这种感情对于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是很关键的。
所以在听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每次听到对贫困地区的关怀，我是搞教育的，尤其是听到2007年对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上学减免学费，我就拼命的鼓掌，发自内心的鼓掌。
新京报：经过这几年实验，现在的毕节情况如何呢？
顾：现在看来还是很穷，根本的问题很难解决。
如果新京报的记者同志去当地看看，就可以直观的看到，那么大的山，那么陡的坡，山顶上都开发出来种玉米种土豆了。要不然，我们就很难养活这么多人口，环境是很严酷的。
我们那个地区是喀斯特地貌，我碰上一个法国来的朋友，他来我们这里搞探险。据他说，这样的地貌，在法国是不让住人的，不适合人住的，结果你们不仅是人住下来了，而且养活了700多万人，他说这样的政府可真了不起，不仅养活了这么多人，而且基本上让这些人吃饱穿暖了。
这也是一个悖论，说明人口控制工作是多么必要，我们养活了700多万人的工作，一方面确实很伟大，另一方面也很悲哀，在一个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要养活这么多人，有时候我会用“惨烈”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的工作。
民主党派同志以毕节为家
新京报：八大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请到了毕节，他们发挥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
顾：像毕节这样的地方，靠外贸和内需都是拉动不起来的，主要是靠投资。我们现在任何一个大的项目，背后都有他们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影子。他们是全面的帮扶，远远不止扶贫这两个字。
锦涛同志最近讲了一番话，说扶贫应该是开发式的扶贫，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个是开发式的扶贫，一个是救济式的扶贫。而开发，最本质的开发不是工业开发，也不是资源开发，而是人的开发。每一个人都是完整的世界，北京的人与我们乡下的人，都是一样的，一定要想想看，怎样去塑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工商联，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最突出，搞好了智力开发。
我们有一个中央顾问组，有两届，以前是钱伟长先生牵头，现在是厉以宁先生，他把北大和光华管理学院的一百个教授请到毕节免费讲座，现在已经来了9个了。厉以宁先生，每年想办法找到企业出资帮助我们的干部，到北大去进修。民革中央有一位郑大姐，在毕节，上上下下都管她叫郑大姐，她的孩子都是在国外，但是她说等退休以后，要到毕节来，她真的已经把毕节当成她的家了。
感动中国的徐本禹，就是在我们那里扶贫的，他的故事非常感人，但是我要说，这些民主党派的同志，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故事挖掘下去，也都可以感动中国。
民主党派充分发挥顾问作用
新京报：那么毕节的干部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怎么看的呢？
顾：曾经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在毕节，只要是村以上的干部，89%的人，对八大民主党派都非常了解，都充满了感情，这一点，恐怕是别的地方做不到的。毕节的干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主动的想起民主党派的同志，都会主动去请教。我们到北京来，都会把毕节的情况，向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做汇报，有时候干部们的发言稿，都会请他们审阅一下，让他们真正发挥顾问的作用。
新京报：我们曾有记者去过毕节，据他说，毕节人非常纯朴，人看人是当做朋友，不是当做狼戒备的，这是毕节特有的情况，还是因为贫穷地区的人们有纯朴的民风？
顾：我想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一来不发达的地区，对人都非常纯朴，当年下乡的时候，不管是谁，只要是没有吃饭，问都不问，就会给你做饭吃，也不会要钱的，这是一种对人的本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家在毕节，都会看到一种向上的希望，每个人，从干部到普通公民，都是有一种责任感的。
希望给孩子带来变化
新京报：如果现在让您自由选择，您最希望为毕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顾：我当然也希望能带来一些大的项目，能吹糠见米，立刻见效的。但是有时候我又希望能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变化。
虽然经过努力，但是我们的教育仍然是非常落后的，地区的教育水平，可能比发达地区落后十年到二十年。地区有一些校舍是竹子编的，有些课桌就是几块砖头上铺一块木板，我曾到过一个县里，还不是我们最贫困的县，看到有些孩子中午不回去，干脆趴在地上写作业，这种情况虽然不是很普遍，但是还是有。有时真是看得热泪盈眶。
这两年国家和省里已经非常重视教育了，以前投入不足，不要说我们的中小学，就是毕节师专，国家投入基本为零，省里的投入不多，还会有拖欠，基本上是靠地区财政，这些应该是由国家担起来的。
毕节的所有小学中学，以前都是祠堂庙改的，八十年代以后才慢慢有些改变。科教兴国在我们看来，绝不是一句空话，现在我们地区，修得最漂亮的就是学校，比地区行署的办公楼都修得漂亮。
我的最大希望就是，这一代人苦一些可以，但是不要苦了孩子，我们这一代人喝稀饭都行，但是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吃上干饭，这个干饭是什么呢，就是教育，最好的教育，只要孩子们有了最好的教育，十年以后，毕节就会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陈峰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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