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代晓光 北京报道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直接影响着各缔约国的工业废气排放量和排放方式，但对于中国而言，这议定书所带来的最根本影响，则是中国环境能源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继而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和经营产生深刻影响

　　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自此，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的利用将在法律层面得到肯定和支持。

　　就在12天之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签订的《京都议定书》经过国际社会多年的共同努力，终于正式生效，它旨在限制各国排放工业废气、以控制全球气候变暖，成为联合国认可的国际法。

　　尽管一部法律从拟议到起草再到审议通过要经历较长时间，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该法早就开始起草，但业内人士更愿意把《可再生能源法》的通过和《京都议定书》的生效结合起来考虑。一位环境保护人士说：“京都议定书在生效之前已经存在很久，这对中国的能源和环保法制当然有影响。”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在接受《法人》采访时指出，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在第一阶段为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要求这些国家在2008年—2012年间总体上要比1990年排放水平平均减少5.2%。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第一阶段不承担二氧化碳减排任务。

　　但李俊峰同时道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中国的实际排量其实已经居于世界前列，尽管《京都议定书》作为国际公约对中国尚没有法律约束，中国仍有义务承担起这一任务。到了第二阶段，中国必然要面临压力，从长远看，《京都议定书》给中国提供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如何通过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策略提高应对有限的全球环境容量的技巧，在全球利益博弈中获得经济资源。

　　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完善环境与能源法律制度。“京都议定书给中国带来的制度性影响正在于此，”一位资深评论人士指出，“在该议定书的背景下，中国一系列有关能源和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必然修改，并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生产和经营方式。”

　　即便如此，但到目前为止，官方尚没有就相关制度问题的变革作任何表态。如何修改有关法律，很多还是悬念。或许，企业和企业利益集团，应该早作准备，围绕这个悬念考虑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现有环境法制体系受到冲击

　　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统计显示，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是建立在消耗了世界30%的钢材、30%的煤炭、40%的水泥和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

　　绿色和平项目主任喻捷对记者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大量能耗支撑着，其本质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的环境与能源法制体系不够系统和完备，比如现行《电力法》于1996年4月正式实施，10年来未作过修改。一个更严峻的事实是中国煤炭立法严重滞后，我国虽然已颁布《煤炭法》、《民用煤市场管理办法》、《煤炭经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但其中很多重要环节尚没有系统的、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比如长期以来，中国煤炭交易竟一直沿用1965年制定的《煤炭送货办法》和同年制定的《煤炭送货办法实施细则》。

　　另一方面现有的能源与环境法律执行不好，很多地方仍然执行着二十年前的法律，有些地方执行的法律与中央的法规背道而驰，甚至将优法执行成为劣法。比如中国尽管有《节能法》，但在建筑、交通、能源效率等方面并没有按照节能标准去做。《京都议定书》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现有能源与环境法制体系带来的冲击，更多地表现在这一体系的实施和具体操作方面。

　　中国矿业大学法学系教授周勇指出，我国目前以《节能法》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立法宗旨错位，尚未形成可再生能源法的基本理念和体系，未能认识到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缺乏行业性的专项立法、立法分散，立法层次不高；内容规定过于简单，缺乏操作性，总体上曾政策化倾向；缺乏其他法律部门的配套措施和制度保障。

　　制定《可再生能源法》和《循环经济法》

　　李俊峰对记者表示，《京都议定书》预示着全球环境容量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资源，环境资源的划分将被量化，未来中国必须通过贸易手段来获得这一经济资源。这就要求目前环境压力大、能源短缺但能源需求巨大的中国必须尽快加强和完善环境法制体系的建设。

　　李俊峰指出，《可再生能源法》通过立法鼓励可再生能源利用，它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规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扶持措施。

　　周勇认为，可再生能源立法应当由基本法与专项立法相结合，以全国人大立法和国务院行政法规为主、部门规章为辅、重视地方性立法。在内容结构上应该包括《可再生能源政策法》、《可再生能源行政管理法》、《可再生能源产业促进法》、《可再生能源科技促进法》和《可再生能源的其他配套法》。

　　李俊峰表示，目前，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已经包含了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内容，但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循环经济法》，这一法律也有望得到促进。

　　事实上，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丹麦、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积极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业内专家认为在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表现为严重的法律滞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当对相应的法律进行完善。首先，应当在《环境保护法》中，将循环经济作为一项原则予以规定，从而为生态环境单行法的制定提供法律依据。其次，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系统规定其立法目的、立法原则以及政府、企业、公民在实施循环经济时的具体权利和义务，以及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再次，以《循环经济促进法》为母法，进一步完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制定《废旧汽车回收条例》、《废旧家电回收条例》、《包装条例》等一系列子法，使循环经济法律形成一个体系。

　　制度变化促变能源行业结构

　　大唐电力集团一高层在接受《法人》采访时指出，《京都议定书》生效给我国带来了环境法律制度变化的压力，电力企业尤其是火电厂则首当其冲。

　　这位人士坦言，目前我国电力仍然以火电为主，火电存在粉尘、二氧化硫、氮和噪音等污染。尽管火电厂粉尘处理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脱硫设施落后，只有新上的发电机组才有脱硫设备，另外，中国电力企业基本没有脱氮设施，气体排放比较严重。该人士告诉记者，中国目前火力发电设备总装机容量3.3亿千瓦，火电企业产生的污染，已占中国污染总量的40%以上。新的法律很快将制定出新的限制排放量的标准，国家对粉尘、硫、氮等的排放控制将会越来越严格，火电厂的数目也将受到进一步限制。

　　有人初步估算，以2004年的排污收费标准衡量，电力行业的环保支出将超过30亿元。统计部门预测，今后，排污费将占煤电类上市公司净利润的2.5%～5%，因而水电机组的优势将逐渐显现。

　　和火电一样，中国钢铁企业也将受到京都议定书的重大影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专务理事黄金干在接受《法人》采访时承认，钢铁企业等高耗能工业部门肯定要受到相关压力，并将承担更多约束条件，其中那些工艺技术落后、装备不高尤其处在大城市的高耗能企业将承担更大压力，将不得不尽快进行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

　　李俊峰还对记者表示，《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及相关法律的完善，将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产业的拓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就在不久前召开的“《京都议定书》生效与新能源产业基地发展机遇”座谈会上，不少业内专家指出，中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还有4个潜在的国际合作领域：

　　第一是工业企业的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环境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特别是循环经济的发展，许多工业企业实施了以清洁生产为核心的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在企业间建立了资源共生链条；

　　第二是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置领域。中国每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在1.4亿吨左右，并以每年5%～8％的速度增长。无论是卫生填埋还是综合利用，对其过程中产生的甲烷温室气体的利用，都是开展CDM合作中一个有价值的领域；

　　第三，我国已经大规模开展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温室气体的活动，具有开展CDM合作的巨大市场和良好支撑条件；

　　第四，中国是世界上生态建设范围和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植树造林、草原建设和管理等措施都会成为减排温室气体的优势，具有很大的清洁发展机制合作潜力。

　　无论如何，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尤其是第二阶段中国开始受到实际约束，有关环境和能源法律制度的重大变化，一方面会为企业带来新的商机甚至是催生新的行业，而在另一方面，则使现有的排污大户和重点污染行业大幅度增加环保设施的投资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