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到过许多教育经费短缺、文化经费短缺、公安没钱办案、科研经费无着的呼声。因此政府要“有效”,首先要减肥。减少人头费,增加办事钱。
有时专家的议论大悖于常人的见识,是常人囿于常识,缺少理论高度,还是专家过度求深、求异,反而造成了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呢?真是让人难以说清。
我手边就有这样一个例子。现在机构臃肿、官员数目的膨胀与低效,几乎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大家对行政改革的企盼首先就是变管理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许多政府官员管的事可以交给市场或社会去管,政府的职能只是帮助市场与社会实现更好的管理。
这样政府与社会相比较,功能逐渐缩小,其人员与机构自然减少。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大社会,小政府”。这是世界潮流,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可是前几天在《北京观察》上读到讨论“政府转型的认识误区”的文章。作者认为现在的改革中,政府转型是个关键的问题,然而在转型问题上存在着许多误区。其中第一个误区就是“政府必须是小政府”。作者说“政府转型实质上是建立一个有效政府,不见得必然是小政府,不能简单地认为改革政府就是裁减人员和机构”。行文比较婉转,但作者心目中的“有效政府”就是个“大政府”。因为他指出2004年“世界经济竞争力排名榜”上的前十名中,许多是北欧国家,如丹麦、挪威、瑞士(疑为瑞典)、冰岛等,这些国家都是典型的大政府。作者这种对于政府改革的想法与普通百姓在现实中的感受不同,是否老百姓还都处在作者所认为的“误区”之中呢?
先说一说我们的政府是不是过于庞大了。今年两会期间读到一个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再次提出“精简官员”的议案。据媒体转述说,任玉岭自己做了一个统计:“我们的官民之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1∶67,10年前的1∶40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担忧!”官员膨胀的这种趋势并没有停止,现在不管做任何一件事都会为增添机构与增加人手提供机会。
各式各样的“临时”办公室应运而生,有的能“临时”十几年。有了“庙”则不能没有“神”,有的是借调,有的是临时招募,久而久之,便成为吃“皇粮”的一员。
官员的增多不仅是人头费增加,其办公费更是成倍增长。二十年前,一个县里有辆上海、几辆旧吉普已经很不错了,现今哪个县乡没有几十辆丰田、桑塔纳之类的高级轿车?
据《北京晨报》报道,去年全国财政总收入为2.6万亿元,吃财政饭近5000万人。每人工资按一年1万,不多吧?这就需要5000亿元。另外,据新华社3月8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在两会上指出,官员办公费中仅机关车费、招待费、出国培训考察费三项就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2500亿。这与官员人头费加起来就达到12500亿,占总收入的一半。国家那么大,还有多少事要做?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听到过许多教育经费短缺、文化经费短缺、公安没钱办案、科研经费无着的呼声。因此政府要“有效”,首先要减肥。减少人头费,增加办事钱。
做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成本,统治和管理一个国家也不例外。中国古代一个朝代要想维持久远,就要降低统治成本。李商隐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这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古代中国是个定理。因此大多朝代开国时,皇帝兢兢业业,不敢奢侈糜费,官员数目控制也比较严。待经济恢复了,自会出现好大喜功的统治者,不断扩大统治成本,增加官员也是其中的一项,前朝所积,到他这一朝花光,从此走下坡路。当然,古代封闭的、小农的中国,不能与日益全球化、现代化的中国相比。但如果全国财政总收入的一半花在养活官员及与其个人消费有关的事情上,这个开支也太大了吧。我国要从贫困走向富强,我以为政府转型一个硬指标应该是“裁减人员与机构”。
专家也许不同意这个提法,说我们的政府开支与GDP之比要比北欧少多了。我以为不好做这样的比较。一是这些国家已经现代化许多年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已经不是紧迫的问题,他们的财政总收入较多,用以搞二次分配,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而我国由贫转富,目前应该注重社会财富积累。二是,它们是典型的福利国家,政府要较多顾及弱势群体,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救济占了政府开支的大部分。这些财政开支看来是公共开支,事实上是帮助收入较少的人们。
目前我们政府的职能还在于管理,一些人想做官的目的还是想做个管理者。任玉岭的调查中说越是贫困的地区,其官员与当地人口比例越高。可见工商业不发展的地区,人们缺少致富门路,看到只有当官才有稳定的收入和较优越的生活待遇,于是大家都去当官,导致了地方越穷官员越多的怪现象。
前年陕西发大水时,央视报道当地教育工作者深入到灾民帐篷动员孩子上学的情景。有位校长到灾民帐篷劝一个二年级孩子不要逃课:“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啊?”孩子答:“想当官。”校长耐心地说:“当官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怎么行啊!”这段话出自孩子之口,没有什么文饰,既真实,也可悲。
作者:王学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