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自从有病的弟弟焦青军进了姐姐焦青民的家，姐姐祥和的生活就完全被改变。

　　也许生活是在刻意逼焦青民做出一个艰难抉择：面对同样卧病在床的弟弟和1岁多的儿子，有限的钱和精力，到底该先救谁？

　　[弟弟：我的命是姐给的]

　　4月中旬的一天，郑州市南阳路西侧小孟寨社区一爿小杂货店内。

　　54岁的焦青军躺在用钢筋焊成的小推车上，神色安详地望着门外灿烂的春日。见记者进来，他高兴地伸出变形的手招呼记者坐下。

　　这是一个只有半间房的临街小杂货店，1米多长的小推车放在小店的南侧。一个自制的棋盘挨着小推车放着，棋盘旁放着一部红色的电话，这都能使躺在床上的焦青军触手可及。

　　“看我躺着寂寞，姐姐他们就给做了这个棋盘，附近的邻居也常来找我下棋。平时帮外甥媳妇收收钱，和来买东西的人说说话。虽说不能动弹，倒也不觉得憋闷。”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精神颇好的焦青军说。

　　看到弟弟身上的被子角耷拉下来，旁边的焦青民伸出手把被角细心地掖进他身下。望着俯身给自己盖被子的66岁的老姐姐，焦青军的眼眶湿润了。“姐姐伺候了我40多年，没有她，我不知死多少回了。我的命是姐姐给的。”他哽咽着向记者讲述了尘封已久的往事。

　　1963年，在洛宁县上小学的焦青军经常腿疼，父母以为是他活动太厉害所致，对此并没有在意。但后来他的腿越来越疼。父母带他去医院被确诊为突发类风湿性关节炎。在郑州商标印刷厂上班的焦青民知道弟弟的病情后，把他接到郑州看病。

　　焦青民当时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家里生活并不宽裕。为给弟弟治病，她把自己东挪西借，积攒多年准备买自行车的180元钱拿出来给弟弟看病。

　　每天早上6点，焦青民都会准时起床，做好一家人的早饭，让弟弟吃过后，再从邻居家借来自行车，带着弟弟到郑州市骨科医院，让医生为弟弟推拿。

　　安排好弟弟后，她再骑自行车匆匆赶往工厂上班。她带着弟弟在郑州奔波了三个月，弟弟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

　　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弟弟由于思乡心切，吵着非要回家。医生也说这种病根本无法根治。见此，焦青民只好把弟弟送回老家。

　　在家的三年内，焦青军的病时好时坏。到了1966年10月，他的病情突然恶化，高烧不退、关节肿疼，撕心裂肺的肿痛让他昼夜哭叫不停。

　　由于当时焦青民刚一岁的四儿子患大脑炎正在医院治疗，焦青民的父母一直没敢把她弟弟的病情告诉她。

　　后来，焦青民从来郑州的亲戚口中得知弟弟在家病情较重。她就马上捎信给家里：“马上送青军来郑州治病，要不我就回洛宁接他！”

　　家里人只好把焦青军送到郑州治疗。

　　说起在郑州治疗的那几年，焦青军泪眼模糊：“为了我这条命，姐姐的儿子都耽误了治疗，成了傻子。几个外甥连读书的钱都被我花了……姐姐为我失去了他们全家十几年的幸福。”

　　[抉择：“我不知道那几十年是怎样熬过来的”]

　　“那段时间太苦太累了，整天没日没夜地忙着。你想想，两个病号都在病房里躺着。”说起那段日子，焦青民眉头紧锁、连连摇头。

　　当时她四儿子住在郑州市儿童医院，弟弟住在河南省中医院。由于丈夫单位不好请假，她放下自己的工作，请了几个月的假，每天的全部生活就是在这两家医院间来回奔波，夜里很少能睡个囫囵觉。

　　她常常是晚上在儿童医院伺候孩子，第二天早上把孩子托付给其他病人的家属，紧接着又跑到中医院照顾弟弟。为省5分钱的公交车票，她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

　　到了弟弟那里，她忙着给弟弟买饭，找护士拿药。干完这一切，又要给弟弟洗衣服。在医院伺候完弟弟，还要赶回儿童医院伺候儿子。

　　当时孩子需要输血，为省钱，她就让护士抽她自己的血，每天抽一针管，接连抽了十几天。最后连她自己的血都不够自己用了。在她到中医院照顾弟弟的时候，她感到头晕目眩，想动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下可把弟弟吓坏了。他赶紧让病友喊来了医生。医生给焦青民推了一针葡萄糖，她才感到缓过神来。医生检查后说她缺钾、糖等元素，是过度操劳、营养严重缺乏造成的。

　　“由于请了假，我一个月只有1元钱的生活补助费。我四处借钱给两个病号治病。钱借回来后，总是先用在弟弟身上，剩下的才给儿子用。由于我把钱和精力大部分都用在了弟弟身上，耽误了儿子的病，致使儿子在出院时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呜呜拉拉，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思，和傻子差不多。在9岁那年，身体虚弱、旧病复发的儿子就死了。”焦青民说，弟弟住了几个月医院，虽然稳定了病情，但依然没把病治好。

　　焦青民只好把弟弟接到家里伺候，当时他已经瘫痪在床。为了能让弟弟出去晒晒太阳，她找人焊了辆小推车，让孩子们经常推着他到人民公园转转、散散心。

　　1982年，弟弟病情再次恶化，他的手、胳膊都肿得不能动了。他当时吃治疗关节炎的药引起胃出血，每天晚上都需要吃三四次饭，要不然胃就会疼得要命。当时焦青民白天上班，晚上不管多晚，只要听见弟弟喊疼，她就得马上起来给弟弟喂饭吃。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多，弟弟的病情才得到了稳定，疼痛减轻。但他依然无法站起，成了一个全靠别人伺候的瘫子。

　　“虽然弟弟卧床40年，但他却从来没有生过褥疮。我每周都要给他洗澡、理发，衣服也是勤洗勤换。他的胃不好，我就变着法给他做些香软可口的饭让他吃，他是全家吃得最好的一个。”焦青民说，“丈夫看我把精力都用在了弟弟身上，非常不满意。刚开始还旁敲侧击地说，后来就直说，你再这样伺候你弟弟，我就永不回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丈夫就很少回过家，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问。你说这样的日子还有啥过头，到了1993年，我和丈夫离了婚。”

　　[对话：“我知道哪重哪轻”]

　　记者：弟弟的生命对你为何如此重要？

　　焦青民：俺弟弟聪明伶俐，可讨人喜欢。小时候家里穷，有啥好吃的，他总会给我留一份，很有眼色，很会心疼人的一个孩子。他在我的心里地位可重要，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活蹦乱跳的弟弟就这样死去，我只有一个弟弟呀。再说弟弟是我们家里的唯一男孩，他要是死了，我的父母就没法活了，我不能让这么多人失望。

　　记者：在弟弟和儿子之间，为何选择了弟弟？

　　焦青民：都是我最亲的人，我都想把他们留在我身边，但首先要保的是我弟弟。不是我不爱儿子，而是弟弟死去所带来的痛苦比儿子死去带来的痛苦更多，牵涉的人也更多。儿子死了，我和丈夫会痛不欲生，但这种痛苦主要是我来承受的。而我弟弟死了，那我父母唯一的儿子就没有了，他们会发疯的。而我那时已经有了四个儿子，父母只有弟弟这一个。我一个人的痛苦和父母两个人的痛苦相比，你说谁重谁轻？父母把我养大很不容易，养育之恩总要报答的。后来我父母都去世了，弟弟只有我一个亲人，我不管他谁管。如果只顾自己的儿子，而不管这么多亲人的感受，是不是太自私了。

　　记者：如果你弟弟没在你家养病40年，你和丈夫会怎样？

　　焦青民：肯定不会离婚。当时我和丈夫是经人介绍结婚的，他那时对我相当好，可以说是百依百顺。他人非常勤快，经常到厂里给我送饭，不能说我们之间没有感情。要是没有弟弟这事，我们会很幸福地过一辈子。要说这事也不能全怪丈夫，他是承受不了这份折磨才离开这个家的，一般人是很难忍受的。那时候，我在厂里吃饭都舍不得买菜，常常是米饭就着酱油吃，一顿饭三分钱就够用了。我一去买饭，别人就叫我“老三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记者：在弟弟和丈夫之间，为何选择离开丈夫？

　　焦青民：还是那个意思，失去丈夫是我一个人的不幸，而没有了弟弟，则是我父母两个人的痛苦。

　　记者：你的几个儿子为何大都是初中毕业？

　　焦青民：那时候的钱大都用在弟弟身上，为给他治病，我先是找郑州的一些大医院。治不好病后又找小医院、私人诊所，甚至连江湖游医都没少找，为治病被人骗走钱的事更没少发生。那时我常想，人家就是给把土，只要能把弟弟的病治好，我也会掏钱的。几十年来，所有积蓄都花在了弟弟身上。根本没钱再供孩子们上学，几个孩子都是初中没毕业，只有一个孩子上了高中。

　　记者：孩子们不怨你和舅舅吗？

　　焦青民：我最高兴的就是几个儿子和媳妇对我和他舅舅都非常好，也非常理解。他们非常团结，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我们过得很幸福。当时大儿子找对象时，第一次和女方见面就说，我有个舅舅长年卧床不起，需要有人照顾，你若不嫌弃咱就谈，否则就算了。那姑娘没有被吓倒，还是走进了我们家门，对他舅舅也很好。其他几个孩子和媳妇对他舅舅也挺不错的。现在我心情好了，以前落在身上的病也没了。要是当年不管弟弟，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本报记者 温中豪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