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9日下午，一名骑车人冒雨经过厦门市厦禾路与凤屿路交叉路段时，因自行车前轮突然陷入一个水坑，身体失去平衡摔倒。
本报摄影记者柳涛用他的镜头纪录了摔跤全过程，本报第二天刊发了照片。随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北京青年报、东方卫视以及新浪网纷纷就这组照片展开讨论。一场关于“职业道德”和“记者良心”的争论几乎将柳涛淹没。
在本报的休息室里，柳涛关上了大门，向记者阐述了拍这组照片的经过以及这几天艰苦的心路历程。
“没看清他怎么摔 更别说看取景框”
5月9日下午2点半左右，我没有任务，按照习惯，我背着照相机包出去搜街。
那天下着小雨，天色很暗。我预感会有大雨，而大雨天通常容易出新闻。我希望能够拍几张照片，体现这场大雨给市民带来的影响。于是我沿着厦门凤屿路向人员集中的火车站走去。
快走到凤屿路口时，风突然大了，伞被吹得翻转过来，大雨随后而至。我忽然想起了99年的那场台风。可能会出大新闻，我当时想。
匆匆拍了几张雨景后，雨实在太大，我浑身被打湿，镜头也有些水花，不得已跑到路口的银河酒店门口避雨。当时，在酒店门口避雨的大约有20多人。
一名市民见我挎着照相机包，就说：“你是记者吧？这路口有一个坑，经常害人摔倒，你们可以报道一下。”他的话提醒了我。
我选了一个位置，给相机换上80-200的长焦镜头，镜头上光后，我发现角度很小，电话亭、树和过往的车经常会挡住视线。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坑到底在什么位置，小镜头可能捕捉不到。
于是，我又换了一个离路口更近的位置，同时把长焦镜头换成12-24的镜头，这样角度比较大，容易捕捉需要的信息。然后又把相机设置成连拍。
行人一个一个从眼前经过，我都用镜头留住，但是没有一个人摔倒。我开始怀疑这个路口是否真的有坑，足以让路人摔倒，我也怀疑自己今天能不能拍得到。
大约1个小时过去了，我有些灰心。我把相机挂在脖子上，一手扶着相机，一手按在快门键上。
一个戴白色帽子、打着伞的人骑自行车从眼前经过，突然听到“哗”的一声，我下意识把镜头对准那人，右手按下了快门。
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摔倒的，更别说盯着取景镜头抢拍。等我回过神来，那个人已经慢慢爬起，他的车没坏，人也没受伤，朝我望了一眼，就走了。
有些网友说我没有人性，见死不救。事实上，如果那个人有生命危险，我肯定先救人而不是拍照。
随后我查看自己刚拍的照片，连自己都被镇住了，那个人不是预料中的从侧面倒下，而是向前倾，这种冲击力效果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当时非常兴奋，知道自己拍到了一张难得的好照片。
兴奋之余，我突然回过神来，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我在附近找了一根约2米长、10厘米粗的棍子，想立在坑内警醒路人，结果木棍无法立稳。经路人提醒，我在附近工地上找了一个修路的提示牌放在路口，这才挎着相机回到报社。
第二天，雨停了。我觉得有必要做跟踪报道，于是又来到路口，发现那样的小坑还有三四个，幸好已经被人填平了。跟踪报道没有必要了，我心里有些安慰。
“我是一个记录者而不是旁观者”
9日回到报社后，我没吱声，就把图片交给了编辑。
由于我同时是新华社签约摄影师，晚上8点左右，我又把那组照片发给了新华社。新华社随后打电话给我，核实情况后告诉我，这组图片不错，新华社将发通稿。
我以为这跟平时的通稿一样，当时没在意。
10日早上去报社上班，一名同事笑着对我说：“柳涛，这下你出名了。”我愣了一下，同事打开网页让我看。
网页上显示的是关于我那组图片的议论，基本上是骂声一片。但我并不气愤，只是觉得很委屈，毕竟没几个人了解我们摄影记者。
当天下午5点左右，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采访。这时，我才感到事情闹大了，好不容易有些平静的心情又波动起来。我还是向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复述了当天的经过。
之后，我因为这组照片“出名”了。媒体一拨拨找上门来。
5月11日下午，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栏目组电话联系了我，随后又是东方卫视。
5月12日上午，福建电视台找到我，随后央视另外一个栏目组找到了我(实在记不清楚了，头脑太混乱了)。下午，央视的《社会纪录》栏目组，厦广音乐台又找上来了。
我是一名记者，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而身在这个漩涡中，不要说别人，我自己也非常难受，这些天，我每天都要到凌晨4点才睡得着。
网上的骂声、赞扬声我都能够理解，但他们大多数人不了解一个记者的苦衷。同行的记者，包括北京青年报、《中国周刊》等媒体的记者纷纷打电话安慰我，并表示支持。新华社的工作人员还特意打电话安慰，表示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我想风波快点过去，我对这些记者这些媒体重复了对北青记者说的话。记者 柳涛／口述 冯逵／记录
“拼命”的摄影记者柳涛
柳涛迟早会出好作品，因为他干活很拼命。这是我跟一些同事在讨论摄影记者的时候得出的结论，但没想到，他的好作品会让他如此痛苦。
柳涛最欣赏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拍的图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的不够近。所以柳涛总是愿意冲在最前面，即便是面对火灾、车祸等危险的事情。
柳涛自己也说，如果没有任务，为了搜街找图片，他每天要走数十公里的路。从报社到火车站，再到金榜公园，然后转到白鹭洲公园，最后经过南湖公园回到报社。这条路线是他经常走的，当然还有更远的到轮渡，到会展中心。
没有几个记者跟他一样，会为了拍一个专题，连续几天半夜爬起来跟着清洁队跑；而在我们做厦门无居民海岛专题报道的时候，他经常自己掏钱租船上岛。有时候对图片不满意，即使天黑了，他还会租船，再上岛一趟。
有人说，已经30出头的柳涛，需要成家，成家需要钱，所以他干活很拼命，他是为了钱。一个人拼命工作究竟为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柳涛潜心钻研的精神确实让我们叹服。他会经常琢磨从哪个角度拍效果会更好；他也经常拿着自己拍的像片跟其他优秀摄影记者拍的对比，找出不足。
所以，尽管柳涛已经干摄影那么久了，但他的作品仍然不拘泥于一种风格，依然变化多端。在这个行业中，他几乎从来没有摆拍过。
关于柳涛，通俗一点说，他是拼命；说得雅一点，就是敬业。
一个经常和柳涛合作的同事／文
我还想说，如果仍碰到类似的事情，如果不会危及到拍摄对象的生命，我仍然会用我的镜头真实地记录一切。我是一个记录者而不是旁观者。
错就错在他是一个记者
当摄影记者柳涛处在这个漩涡中的时候，笔者的头脑中一直闪烁着一个名字：凯文·卡特———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得主。
11年前，南非“自由记者”凯文·卡特以一张《饥饿的小女孩》获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3个月后，即1994年7月27日夜里，警察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发现了凯文·卡特的尸体，他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据媒体报道，在凯文·卡特自杀身亡的前三个月中，他本人一直处于冲突的痛苦之中。当时，人们纷纷质问，身在现场的凯文·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就连凯文·卡特的朋友也指责说，他当时应当放下摄影机去帮助小女孩。
死者已矣！笔者面前的柳涛形容憔悴，手机响个不停，却不能关机好好清静一下。
幸好这次还只是一个跟斗，与人命无关。否则，即使上升到法律程序也未必不可能。中国人似乎习惯用情绪表达，用道德说教。
柳涛错就错在他是一个记者。一个凯文·卡特能够救下非洲那么多贫困的小女孩吗？同样，一个柳涛能够填好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那么多坑吗？
柳涛的确够残忍，拍下了一个真实的瞬间。但是，诸位可知道，真实本来就很残忍，否则人们也不会用喜剧去麻痹自己？
柳涛的确不够诚实，面对媒体，他对真相做了筛选。但是，诸位可知道，他也是一个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残忍的时候，难道他希望往自己的伤口再撒一把盐吗？
错就错在他是一个记者。因为记者是被特殊划定的人群，肩负了不一样的东西。他不去参与抢救，并非因为道德缺陷，而是因为总需要有人去做记录的事情，就像过去的史官，只负责记录，不负责纠正主公做错的事。
记录下来的东西，虽然有时候也是为了钱，虽然有时候记录的代价很大却仍然难以得见天日。但记录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它毕竟是把真相反映给公众的唯一渠道。如果没有记录，可能一些东西被遗忘了，永远得不到关注。就如那个小女孩，凯文·卡特可以救她一次，那么以后，当记者不在场的时候，谁去救他？
柳涛被放在了口诛笔伐的最前端，而更多的旁观者呢？也许更有甚者会搬张凳子，跷起二郎腿专门等着看笑话。一个柳涛让他们颜面得以保存，甚至，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再对柳记者鞭挞一番。
同样庆幸的是，柳涛是一个记者，不仅因为他记录了一个真实的瞬间，还因为他终于战胜心魔，走在舆论的最前端，把全部真实展现在大众面前。
等待他的也许是更猛烈的风暴，但是他走出了一步，他不仅是一个摄影记者，也是一个男人。小黑／文
用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为了凸显新闻事实，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应该说，这个目的见报当天就达到了。记者采访了厦门市有关部门后得知，报纸见报的当天，路上的那个大坑就已经填平了。
厦门市公路局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对那组图片有印象，“我当时特地留意了一下，发现那个路段归市政管。”
厦门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值班人员在问了生产科的卢科长后，告诉记者，“你说的那一路段确实有这种情况，因为那儿梧村长途汽车站在扩建，正好进行地下钻探施工，按道理，施工单位应该设警示标志的……他们现在应该都设好了警示牌。”记者问：“你们怎么熟悉那里的情况？”“卢科长和有关领导今天早上刚去看过。报纸登出来的问题，我们肯定要解决的。”据悉，见报当日，路上的那个大坑已被迅速填平。本报记者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