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保护”的理由

　　有人认为，《郑州晚报》已经成为“河南形象的代言人”，这是传媒品性和功能的丧失。但我认为，地方传媒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有着深刻的原因。

　　撰稿／尹海涛

　　《郑州晚报》在2004年10月份将“谁在妖魔化河南”的话题在媒体上公开讨论，起因是“河南毒面粉”事件。2004年10月，湖北部分媒体报道发现河南大程面粉公司生产的“豫花”牌面粉增白剂超标14倍，“豫花”牌面粉有毒的新闻迅速传遍全国。《郑州晚报》随即派出四路记者，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豫花’增白剂超标说”其实是个简单的错误：最初报道的媒体将每公斤0．06克的标准误以为是每公斤0．006克所致。

　　我作为《郑州晚报》特别报道部的记者，全程参与了此事调查，对所谓“妖魔化河南”这个话题的感受更为深刻。

　 2月20日下午，在温州打工的河南青年李学生为救在铁路上玩耍的孩子，不幸牺牲。《郑州晚报》迅速组织了详尽报道。到3月底，深圳警方“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字样的横幅，引起了广泛争议。《郑州晚报》在多方调查后，刊发稿件《深圳警方悬挂“歧视河南条幅”引发争议晚报八问深圳警方》，以涉事方的姿态，追问和质疑深圳警方的做法，将这一事件推到了传媒的风口浪尖之上。

　 必须正视的是，“妖魔化河南”现象，使河南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对河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相当时期内，一些传媒津津乐道于炒作河南的负面新闻，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样的舆论多是一种社会情绪压抑下的表征和宣泄。这个论点基于这样的事实：由于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政策束缚，传媒自身对于本地负面新闻的报道一直处于受压抑的状态，“敢怒而不敢言”的心理极度不满则逼迫传媒需要寻求发泄的渠道，表现传媒力量的有力方式便是转移视角，把批判的目光转向外省，不幸的是，河南屡屡成为相对集中的“靶子”。这其中，戴着“有色眼镜”和偏见的媒体错位意识也偶尔出现，由此给河南带来的伤害则是不言自明。

　　在承受了多年的“压力之后”，河南人的抗争和自醒意识开始强烈起来。从近期在全国引起反响的新闻事件中，可以发现的一个现象是，此轮夹杂着“河南形象”的讨论不再以河南人的被批判和无助为主题，而是以洗清“冤屈”、改变形象为主导，这种努力是自上而下，从官方到民间的。从事件的发展态势和局面来看，地方传媒和政府力量的介入痕迹首次凸显明朗。

　　“豫花面粉湖北蒙冤全调查”在出笼之前，我们所有的关注点仅仅是它的新闻价值和传播效应，而到了“李学生事件”以及“深圳警方悬挂歧视性条幅”的报道中，报道的价值核心已经转变成“为河南形象代言”。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转变并不是官方的意志，而是地方传媒的一种自觉。

　　在李学生事件的策划和操作前期，设想是把河南的好人好事推介出去，让长期蒙在河南头上的负面效应淡化一些，但是随着事件的进展，报社领导和编辑部的这个意识愈发强烈起来，并开始有意识从这一角度来思考和组织报道。有人评价说，经过这些事件后，《郑州晚报》已经成为“河南形象的代言人”，认为这是传媒品性和功能的丧失，但我认为，地方传媒变得带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有着深刻的原因。

　　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10个部委对《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提案》进行现场办理。这种规格，在全国两会历史上前所未有。这个提案，就是由河南方面牵头，由中部6省43名政协委员联合提交的。为此，今年全国两会之前，他们还在郑州黄河迎宾馆聚首，就提案内容达成了共识。

　　河南要发展，中部要崛起，必须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树立良好的形象。改善和提升河南形象成了当地媒体的责任，把一个真实的、发展中的河南展示给全国公众，客观、全面、公正、真实地报道河南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河南人民的优秀品质，让全国人民真正了解河南，让世界真正了解河南，这是在特定时期下，河南媒体应该做的也必须做到的。

　　作为河南媒体的一名从业人员，我认为，这种责任是地方传媒应该具有的“地方保护主义”的体现。（作者为《郑州晚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