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87岁了，能在贵国谢罪，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还是听从你的安排吧。”

　　本多立太郎先生今年87岁。1939年他作为召集兵来到中国。1943年他再次被召集入伍去日本国北千岛服役，1945年被苏军抓到西伯利亚服刑，1947年8月回国。对于我的邀请，本多先生非常客气，他给我来的信，每一封的开场白他都用“机下”这个词汇。

　　“机下”的意思是，我跪在你的面前。

　　他知道我两个叔叔都惨死在侵华日军的刀下。每次来信他都说：认识你是我的光荣。

　　他看过我写的书，也给我寄来他写的书。

　　他的书以最理智的语言反对侵华战争，主张日本国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主张日本的青年一代要向往和平、向往正直。

　　他说，1942年在中国江苏，他刺杀过中国战俘。“杀手无寸铁的战俘，那是最大的罪恶。但是，当时的情况又是：我不杀俘虏就要被杀，因为我犯的是违抗军令罪。”他在书中以最不客气的言辞批判日本天皇发动的战争。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声明：他和东史郎不同，他不会揭发战友。他明确地告诉我：普通士兵没有罪，有罪的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天皇。

　　十几年来，他在日本国演讲700次，共有8万人听过他的反对战争的肺腑之言。

　　我说：“你能给日本青年讲，为什么不能给中国青年讲一讲？”

　　“我是个有罪的人，我有愧于贵国国民。”他说：“对于你的一再邀请，我去不去呢？我在犹豫。我已经87岁了，能在贵国谢罪，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还是听从你的安排吧。”

　　写这封信的日期是在1999年11月26日。

　　我的名片背面印制的是一张1937年侵华日军攻占卢沟桥的照片，照片是侵华日军老兵送给我的。除了日本旗、钢盔、枪刺、军刀、鬼子兵之外，我用红色的字体印上这么一句话：“时至今日，日本国没有向中国人民谢罪。”

　　但是，已经有许多当年的侵华日军老兵向中国人民表示了深深的忏悔。我认为这在20世纪的中日关系史中，是一件大事。

　　“中国人都是八路军！”这就是田中先生60年前的体会。

　　虽然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波兰下跪，却没有一个当年的“德国鬼子”去莫斯科演讲，告诉人们警惕战争、警惕纳粹出现的土壤。但赎罪本身却在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声无息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有位哲人说过：“人类的美德是共存的”，我有些相信这句话。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马上就要出差了，去云南调查1942年，侵华日军在那个地区实施细菌战的罪行。受害者还在，作为证据，口述史还是鲜活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如果死在外面怎么办。

　　于是，我把本多立太郎先生的全部资料交给我的朋友苗毅，告诉他：我如果死了，请把资料火速寄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馆长朱成山先生，让他代表我请87岁的本多立太郎来中国。

　　我想他们能完成这个工作，因为这是20世纪日本侵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2000年1月12日 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