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虽然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但一些重要的抗日战争遗址遭拆迁或挤占的事情仍在发生。在举国追逐发展和经济利益的大背景下，如何求得抗战遗址保护事业的发展，仍是十分棘手的问题

　　“利济巷慰安所”能否逃过一拆

　　78岁老人哭别北大营遗迹

　　俄罗斯：一个善于铭记的国家

　　文物价值不在时间长短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韩轩、实习记者王旒子报道

　　王健宜至今记得，通往纪念碑和遗骨馆的那条石子路。

　　辽宁省阜新市孙家湾在日占时期遗留下来的“万人坑”坐落在一座不高的小山之上，它的主要部分是刻有“日伪将匪统治时期死难矿工纪念碑”字样的砖构碑体和散落于碑体不远处的几处遗骨馆。

　　在上中学之前，王健宜和这里的孩子一样，住在“万人坑”脚下的劳工房里——那种两家共用一门的“对面屋”，多为当地矿工家属。他记得每年的“九一八”，各个学校会组织孩子们来这里参观，当时的纪念碑威严耸立，自己还曾站在碑前作为学生代表发言。

　　但最近的一次故乡之行，却很难把他看到的和记忆中的那个地方相提并论：由于地基塌陷，当年劳工房的住户绝大多数已经搬走。当再一次踏着那条石子路来到遗骨馆时，却发现展馆的窗户全都用砖砌死了。王健宜看到报道说，最后的3名解说员也于1999年下岗了；2001年省文化厅曾拨款5万元用于馆舍防漏和排水，但遗骨防腐因没有资金始终没做。

　　王健宜告诉本报记者，这种经营状况实在让他痛心，如此下去，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过来参观，“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否还会发挥它应用的作用？”

　　不过据他听说，省级有关单位正在筹划着为这里拨款进行保护修复，不知道是否属实，他说，但愿不久就能听到官方的确切消息。

　　耻辱需要记录

　　今年虽然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但一些重要的抗日遗址遭拆迁或挤占的事情仍在发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苏智良向《国际先驱导报》提到了家乡的四行仓库。1937年“八百壮士”在那里坚守的事迹早就写进了中学的历史课本，但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家具展示城，只有六层的一小部分是用来纪念抗战历史的，苏智良说，这是极其让人痛心的事情。

　　有人怀疑，抗日战争遗址是不是因为离现在时间比较近所以文物价值就相对较低呢？

　　“一提到文物，人们就会自然想到古代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反应。”苏智良教授说。这位研究“慰安妇问题”的权威学者举例说，联合国将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列为“警世性世界文化遗产”，用来反省战争，更好地走向未来，“永久地长期保留它们是当代人的责任，因为它们是人类的共同财产”。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著名的古建专家罗哲文老先生告诉本报记者，文物的价值大小不在时间长短，而在于是否可以代表和反映这个时期的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林治波认为，文物的价值不能以时间长短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意义来认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抗战遗址和文物的意义应该更大而不是更小。

　　在近期几个涉及争议的抗战遗址中，都或多或少露出凋敝之态。这些凋敝的场所，大多属于日军侵略行为和野蛮暴行的见证。

　　“耻辱也需要记录”，林治波说，民族发展需要记录，一种是记录光荣的，一种是记录耻辱的，后者激励民族发奋图强。苏智良认为，抗战文物承载着民族沉重的历史，如731部队的遗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对国人是警醒，对日本人更是。这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去记忆和看待60年前的历史。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在这方面注意的不够，只保留了与新四军和八路军有关的遗址，但一些展现日军侵华暴行的遗址更应该保留下来。这里，苏教授提到了德国柏林的遗址和日本原子弹爆炸的原址均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让抗日遗址享受应有待遇

　　专家普遍认为，部分抗日遗址目前处于尴尬境地的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案例被舆论发现和披露，专家也在讨论给这些遗址恢复其应有名分和地位的方案。

　　对于北大营最后的遗址被铲平，林治波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惋惜：沈阳北大营遗址，既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证据，又见证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第一枪，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历史遗址。

　　“沈阳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很多人对沈阳的记忆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作为城市的特殊标记如果被毁掉真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林治波说。令这位曾走访过很多城市的专家感慨的是，高楼大厦、立交桥……“千市一面”，他说，一个城市应该有历史纵深，否则就会显得肤浅。在遵循法律规范的同时，城市开发应该有人文精神作为指导，建出城市的文化个性。

　　也许诚如林治波所说，用抗战文物资源为城市注入个性不失为保护抗战文物的一种良策，但是并非每件抗战文物和遗址都具有那么大的历史意义，这又该如何保护呢？

　　“要客观地有所取舍地保护——保留其影响大的、有极大价值的”，曾参与南京利济巷2号专家听证会的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孟国祥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这种思路在辽宁省“万人坑”遗址如何保护的探讨中已经有所体现。许多专家指出，对辽宁境内34处“万人坑”遗址，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都保护起来，应当根据历史和现实的需要，明确选择2～3处交通比较便利、保存相对完好的遗址，分别列入国家级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它遗址内有价值的史料可抢救性地制作一些图片、光盘，珍贵遗骨可转移陈列，都纳入到这2～3处重点遗址之内，对内对外开放。

　　当然，全面保护的方法也不是没有，林治波就建议考虑到抗战文物和遗址比较分散的特点，可以就地保护起来，不一定要集中入馆。他认为，一味建设抗战博物馆、纪念馆效果不一定就好，应该考虑到对于受众来说，集中化展览不一定方便，再加上门票，很多人的兴趣会大打折扣。他建议就地而安，让这些展品分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让普通百姓更容易看到，他觉得俄罗斯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在我看来，爱国主义教育方式需要改变，需要日常化。”

　　为了再现当年长沙会战的历史，湖南省长沙市近日决定，在今年7月底前修建好岳麓山上的6大抗战遗址。而类似的修复工作在各地也纷纷借着抗战胜利60周年的东风提上议事日程。但专家也透过本报提醒，应谨防投机式的历史文物保护。林治波说，首先必须肯定，不管目标是短期还是长期，能投入大规模资金进行修复对抗日遗址维护固然是件好事，但还应该有持续性，不能今年一过就又回到疏于维护的老样子。

　　除了可持续性，摆在抗战遗址保护面前更大的问题是，如何能在追逐发展和经济利益的大潮中求得抗战遗址保护事业的长远之计。

　　一些专家对取得双赢表现出了足够的信心。孟国祥认为，有些东西是不可能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待的，但抗战时期的文物的确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比如开发其旅游价值等；同时也是开放的中国向世界展示的窗口，比如南京航空烈士陵园，就向人们勾勒出一幅中外人民联合抗日的画面；还有一些文物是国民政府时期所建立的，对它们的保护也体现了对民族的认同，从而也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像南京利济巷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亚洲最大的慰安所，是很好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