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爱泼斯坦近影

　　艾培，国际知名记者、中国对外传播专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爱称，朋友们都喜欢这样亲昵地称呼他。而他会伸出手来，回报一个“铁钳”般强而有力的握手，一声“同志”让人备感亲切温暖。　　

　　这是我10年前初次见到艾培，对他最深刻的印象。今年4月20日，艾培将迎来人生第九十个春秋。我日前再一次叩响了他家的房门。

　　向世界宣传中国革命

　　“你好！”艾培坐着轮椅从里屋出来，向我打着招呼。两年前，他因患癌症动过一次大手术，身体虚弱，现在只能以轮椅代步。书香四溢的客厅里，我与这位耄耋老人进行了一次长谈。

　　“艾培，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见证中国》我已经读过了。”我手捧新书说。“你读过了，好。怎么样？”艾培急切地问。“读了这本书就像见到了您。”我笑着说，“叙述严谨而客观，语言真幽默，好几次我都忍不住笑出声来。您年轻时做记者的经历尤其吸引我。”

　　“我做记者是比较积极的，我就是一个新闻记者，这是我的职业。”70多年新闻生涯，艾培一句话轻松带过。历史的车轮回转到1915年，艾培诞生在波兰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两岁时，他随父母移居中国。15岁那年，艾培进入天津《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此后不久，他结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受到深刻影响，开始致力于向世界宣传中国革命。

　　让艾培终身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那时，他以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和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访问延安，写了几十篇文章在美英等国报刊发表。他甚至记下了“毛泽东烟瘾很大，他自种烟叶。总司令朱德爱吃蔬菜，他自己开了一块地，种植质优味美的番茄”等有趣的生活细节。

　　访问延安期间，艾培还就边区的对外宣传工作提出了建议。新华社那时发出的第一条英文新闻，就由他亲手改稿，通过手摇发电机的电波，从延安清凉山的窑洞向世界传播。

　　与宋庆龄近半个世纪的友谊

　　1938年“九·一八”国耻日，艾培在广州街头采访抗日游行示威，见到了对他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她又勇敢、又漂亮。”艾培这样描述对宋庆龄的第一印象。他清楚地记得，宋庆龄不顾日机袭击的危险，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您与宋庆龄的友谊长达40多年，她对您后来在中国的工作、生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吧？”我问。“对。”艾培点头赞同。

　　1951年夏，艾培与夫人邱茉莉应宋庆龄的邀请，克服重重阻力，由美国绕道波兰回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建设》（后改名《今日中国》）的创办工作。艾培担任杂志总编辑，几十年呕心沥血辛勤工作，培养了大批对外宣传人才。后来，他成为中国公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5年，宋庆龄要我在她身后写她的传记。遗憾的是，她晚年极为忙碌，后来她病了，病变很快，我们该谈的很多事情没来得及谈。”宋庆龄生前谢绝了许多人为她作传的请求，她说，只有艾培是她信任并可以为她作传的人。

　　撰写《宋庆龄传》时，艾培已年届七十，那段时间，他经常到宋庆龄故居写作。花了大约10年时间，艾培才完成这一任务。该书1992年出版，除了中文简体字版、英文版、日文版等版本，台湾还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繁体字版。

　　决不背弃自己的信念

　　“文化大革命”期间，艾培未能逃脱厄运。他和夫人邱茉莉被“四人帮”以“国际间谍”的莫须有罪名关进秦城监狱长达5年之久。

　　“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在怀有敌意的新闻界面前捶胸顿足地背弃我长期的信仰，然后在资本家的餐桌上赴宴享乐，这是我曾说过的抛下红旗、表示‘改悔’的逃兵表现。我对自己起誓：我永远不会那样做。”听我念完《见证中国》的这段文字，艾培流下了眼泪：“我有信心，真理还是真理。最后是真理。”

　　“您有过动摇吗？”我问。

　　“我不动摇。有的时候是情绪低，但是不动摇。”艾培坚定地说。

　　一天，艾培收到了父亲写给他的一封信，是由周恩来总理转交的。信上说，艾培母亲日趋衰弱，再见儿子一面是她惟一的希望。艾培难过得放声大哭，这是他成年以来第一次痛哭。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艾培被允许给远在美国的父母写信。

　　“后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向您与邱茉莉道歉。”我说。

　　那是1973年“三八”妇女节。“当时我们坐在桌子那儿，他举着酒杯走过来。”艾培用颤抖而有力地声调说，“他说，继续奋斗！我说我个人的错误也有不少。他说，现在不谈那个，谈我们的错误，谈政府和党的错误。”这位意志坚强的老人不停地用右手拭去眼角的泪水。

　　“对不起，艾培，我让您伤心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老人。

　　“我看到一张您年轻时的照片，叼着烟斗，可真帅！”我找到一个轻松的话题。

　　“我19岁，要做大人了。”艾培笑了起来，“因为要打字，抽烟卷烟灰会落在打字机上，很不方便，所以用烟斗。抽了近50年，后来戒烟了。”

　　“无好奇心就不是记者”

　　艾培写作速度飞快，撰写《人民之战》一书时，最后40页是开了一个夜车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1985年艾培开始改用电脑写作。“现在写大书没有力气，两三千字的短稿子还可以写。”艾培说。

　　“您讲过，对外报道要从生活入手，用事实说话。这对我以后的写作有很深的影响，谢谢您。”我接着问，“您认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要有好奇心，记者没有好奇心就不是记者。”艾培认为，独家新闻除独家材料外，更主要的是靠独特的视野、视角的开掘，而不是靠垄断。

　　艾培在1955年至1985年4次去西藏采访，每次相隔10年。他在《西藏的转变》一书中写道，在新中国我看到的所有变化中，“世界屋脊”上的变化是最引人注目的。“您去西藏采访，高原反应厉害吗？”我问。

　　“最后一次，我的年龄比较大，有一点，但前3次没什么太大影响。你知道，很多人还没有到西藏，就已经开始害怕了。我没有这个怕，我的高原反应不大。你没去过吗？”艾培问我。

　　“我没有去过。那儿风景很美？”“特别美。”“您一定拍了很多照片。”我笑道。

　　“我拍了照片，但是我的技术不太好。”艾培缓慢、耐心地对我说：“你去的第一天不要活动太多。”他用右手指着左手背鼓起的血管，“因为要加红血球，刚开始红血球不够，氧气是红血球来提供整个身体的。但是红血球数量多，不是马上的事，要一两天。所以，开始不要太积极，一看到毛驴就跟着毛驴跑、拍照，那就不太聪明。”

　　我的双眼湿润了。艾培伸出手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许久。(作者：何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