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来，北京市就取消烟花爆竹禁放令征集市民意见，得到的结果很具戏剧性，本市两家晚报的相关报道标题分别是：《半数网民赞成禁改限》、《近半北京市民反对燃放烟花解禁》。这两个标题初看起来意见相左，但实际上表达的意思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赞成和反对燃放烟花爆竹的人是一半对一半。假如这就是民意，地方人大该怎么着手修改十多年前制定的禁放令呢？

　　对于现代法治社会来说，民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大型公共决策要听取民意，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公理。不过，必须看到，民意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相当模糊性和可塑性的词汇，由于民意的获得方式千差万别，关于相同问题的民意经常是彼此矛盾的。想当初北京出台禁放令时，也是征集了市民意见的，从媒体上看到的民意几乎是一边倒的赞成，现在想来，那种民意的真实性颇为值得怀疑。假如在1993年真有压倒多数的人反对燃放烟花爆竹的话，很难想象这些年来呼吁取消禁放的声音会如此强烈，更难想象公共决策与文化需求之间的对立如此尖锐。我们只能说，当初获得民意的方式可能不够科学。

　　同样，迄今为止，有关方面获得的民意也是非常有限的。半个月的时间里，政府网站上只有969条留言，这样的声音对于一个人口逾千万的都市来说，只能用“微弱”来形容。不是所有的市民都上网，政府网站的浏览量向来都很小，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在政府网站上就公共决策进行公示，并征集民意，只是算是“意思意思”，即使969条留言都是真知灼见，恐怕也不能代表北京市民的民意。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市政府法制办决定到基层和社区召开座谈会，并委托调查机构进行真正的民意调查，这样的做法是明智的，也符合民主决策程序。事实上，也只有这样做，只有了解大多数市民的真实想法，烟花爆竹禁放令的去留问题才能得到相对正确的解决。

　　当然，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决策不仅要民主，还要科学。从我们的禁放令很容易联想到西方国家关于未成年人的禁酒令，禁酒令之所以能够很好地实施，是因为卖酒的人有权查看顾客的身份证明，反观我们的禁放令，就缺乏有效的实施办法，即便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是多数支持禁放，恐怕高昂的执法成本和有令难行的困境也会让禁放令变成一纸空文。那么，除了禁放和解禁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决策模式之外，有没有其他折中的道路可走呢？烟花爆竹不是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而是一种文化承载物，燃放烟花爆竹并没有实质性的功用，只是营造一种浓郁的节日气氛，并以民俗的方式给公众带来精神慰藉，考虑到烟花爆竹的这种文化功能，其燃放方式完全可以变无序为有序。几年前，英国人为了迎接新千年来临，在伦敦泰晤士河畔搞了一场名为“火焰之河”的大型烟花表演，观者以百万计，新年钟声敲响时，香槟四溅，无数人合唱《友谊地久天长》并相互拥抱祝福，盛会在午夜结束之后，警察和志愿者到处收拾醉汉。如果我们的春节也能营造出相似的气氛，放不放烟花爆竹实际上就变得无关紧要。

　　人们怀念烟花爆竹，只是因为春节过得没滋没味。呼吁取消禁放令的民意之实质，也许只是不想让我们的传统节日年复一年地寡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