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贴出某君文章《我们为什么忧虑国学》。引起作者忧虑的是一个报道，说北京东城区某中学初三(四)班进行了一次调查，全班50名学生，只有一个知道孔子的名字为丘，而无一人知道大思想家王阳明是谁。50名学生中有4人说朱熹是诗人，16人认为是文学家，只有4人知道朱子是思想家。[被屏蔽广告]

　　作者为“一国固有之学”的“断裂”而痛心疾首，呼吁接续这种断裂，“以此，拓宽生命的河流，张扬生命的色彩，舒展生命的个性。”

　　不知道为什么，百余年来常常有人为国学的后继无人而着急，却没有谁因为马褂的消失而痛心，只有林语堂老先生写文章赞美过长袍。国学究竟是个什么爱物儿，博得如此众多的爱怜？

　　国学产生于西学东渐之后，作为西学的对立物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中与西方文明对垒。在这场冲突中，国学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西学则“西风落叶下长安”，欧风美雨满天下。面对如此局面，国学阵营里的战将们每每悲从衷来。

　　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去寻找失败的原因，而不是怨天尤人。原因在哪里呢？且看这篇文章所引用的事实。所列三位古代名人，一个孔子，一个王阳明，一个朱熹。三个人都不懂科学，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孔子一生活动的宗旨是恢复带有氏族色彩的周礼，从这个核心出发来展开他的理论体系。朱熹大规模地改造了儒学，把孟子“心外无理，理外无心”的思想抽出来，加以发挥，创造了理学，专在内心里做功夫。王阳明在陆九渊的基础上，吸收了朱熹理论的某些成分，完成了心学的创造，也完成了儒学和佛学的合流。理学是专门研究个人内心活动和修养的，心学是理学的分支，发展到打坐悟道的程度。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分析为什么西欧能顺利扩张时指出，当时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都在热衷于内省，专做心灵的工作，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让给了西欧。

　　西欧能够扩张，原因不局限于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有传统的力量。受了两河流域古代科技之光的辐射，古希腊哲学家们很注意观察自然。与孔子同时的一批哲人猜想万物的本源，是水？是火？是土？是风？是数？是原子？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七大贤人之一的泰勒斯居然测定了太阳从夏至到冬至的运行轨道，发现了小熊星座，规定了一个月为30天，一年为365天，预测了日食的发生。公元前400多年的恩培多克勒猜到了人的灵魂也是物质的，它存在于大脑之中。而我国直到朱熹王阳明们，还相信“心之官则思”，在那里研究“心思”。古希腊的科技之光又照亮了西欧北欧，出现了一大批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中世纪，欧洲的科学家受到了教会的残酷迫害，但文艺复兴后工匠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促成了学者和他们结合，从而推动了科技革命。他们历史上的科学家群星灿烂，我们呢？孩子们知道张衡是谁吗？知道郭守敬是谁吗？我们古代也有许多辉煌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可是有几个科学家留下名来？近年来考古发现，这个比西方早多少年，那个比西方早多少年，就是没有文字记录，不知道谁发明的，他的理论是什么，有些什么著作。对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建立过功勋的人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结果，国学只剩了孔夫子、孟夫子、朱熹、王阳明。以前读《红楼梦》，读到朱熹的“致知格物”，以为格物是指对自然物的考察和研究，后来才知道，朱熹的意思是，格物即格心，是要发现内心里的良知。国学先辈们对自然毫无兴趣，对科学毫无兴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格物'这句话没有被解释为科学的观察，而是对于人生的研究。人类社会和个人关系继续是中国学问的中心点，其中心点不是对自然的征服。”他还比较了中西古代学者的不同。他说，中国古代官员选拔制度使读书人和工匠分离，“这种手与脑的分离与达·芬奇以后的早期欧洲科学家先驱们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照。欧洲的科学家们往往来自讲求技艺传统的人们，虽然他们同样是读书人，可是他们没有为社会风俗所限制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中国的国学先辈们自然没有实验室。

　　钻研外部世界的文化战胜钻研内心世界文化，难道不是历史的必然吗？秋天来了，树叶要落，不要悲伤，不要忧虑，不要和历史规律过不去。再说了，世界200多个国家，有几个有国学的？不是人家也活得不错吗？不是不要传统文化，但国学并不等于传统文化。社会需要一本普及的《中国科技史》，以弘扬科学精神。社会还需要一本普及的《世界科技史》，以昭示人类前进的脚印。我们太需要科技之光的照耀了。算命、测字、相面、求签，都快要成风了，连共产党的某些干部都很热心。不要光指责骗子，他们的存在说明他们有市场，有适宜的气候。

　　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文化中一切营养物质，创造出充满生机的新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够“拓宽生命的河流，张扬生命的色彩，舒展生命的个性”。（许博渊）2005年3月29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