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蛰伏在仓库的角落当中，仔细辨寻造假者的蛛丝马迹；他们在某个小巷的隐蔽处掏出手机，向执法部门提供犯罪嫌疑人的最新行踪；他们极少与外界联系，行踪诡秘居无定所，有的3年要搬12次家。他们是一群专为打假、缉私部门提供情报的“线人”。在人事部门找不到他们的编制，然而他们已经成为社会运行当中不可缺失的一个部分。

　　不为人知的“隐秘群体”

　　“线人”是一个伴随着市场经济生长起来的特殊群体，其身份直到现在也尚未有明确界定。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沿海城市假烟泛滥，走私猖獗，烟草市场监管、海关缉私等部门“悬赏”鼓励群众举报，打假、打私“线人”应运而生。因为举报能得到一笔不小的奖金，这对那些只拿五六百元工资的打工者来说，是个不错的谋生行当。因此，一些沿海城市的打工者渐渐加入到“线人”行当中去。

　　今年51岁的王久福（化名）已经有了6年的“线人”生涯。王久福1999年从河南到东莞一家针织厂做司机，当他发现这家针织厂有走私行为后，于2000年6月起开始为东莞太平海关缉私分局充当“打私线人”，一边搜集证据向海关反映，一边继续在针织厂充当“卧底”。而早在此前，他的一些老乡已加入到给打假、打私以及有关执法部门卧底的行列中，并在东莞的长安、虎门、樟木头等镇区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王久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做线人，身份的保密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旦卧底身份暴露就会招来报复甚至杀身之祸。为了做好卧底，王久福把自己的儿子、女儿、妻子都动员起来充当海关“打私线人”。王久福说，为了收集证据，他在跟踪东莞寮步镇一家工厂走私情况时，花了350元钱租下一栋小房子的第三层，一租就是整整一年，每天不间断地用望远镜监视工厂动向。“我和儿子、女儿轮流上阵监视，风吹雨淋都不能间断。”

　　王久福还告诉记者，当“线人”就必须“忍受孤独”。为了保持身份的隐秘性，王久福同很多老乡切断了来往，除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联络自己的“上线”之外，就没有其他朋友了，生活的圈子变得很小。

　　“线人被害案”频频发生

　　尽管“线人”大都十分重视保密工作，但依然有不少“线人”因身份暴露遭致报复甚至被杀，因此“线人”时常被形容为“把生命放在刀口上”的工作。

　　2003年8月，有两位江西籍“线人”被人活活打死。这两名江西“线人”邱新荣、李永平是烟草打假部门的专业“线人”，在跟踪制假烟丝被发现后，被制假老板指挥黑势力殴打致死。

　　广东省烟草专卖局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广东的烟草打假形势十分严峻，黑势力保护烟草制假十分猖獗，以前也发生过“线人”被打伤或被绑架的事情，但没想到这些制假者会凶残到将人打死的地步。

　　不仅在广东，在首都北京，“线人”的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一位在北京“打假”4年多的“线人”告诉记者，他曾为“打假”挨过5次打，脑门上缝过5针。“因为打假，曾有人扬言出10万元买我人头，为此我3年搬了12次家。”

　　有一次，这名“打假线人”得知北京南三环有人在做假冒“芬达”、“统一”饮料，于是扮成买主上门，探清底细后上报给工商部门。没过几天，这名“打假线人”就遭到了报复，先是在长途汽车站遭人棍棒围攻，随后又接到电话，“知道老子被洗了多少货吗？100万！老子拿十分之一买你的人头。”

　　有几位“线人”告诉记者，自己喜欢看侦探小说，能从中学一些技巧。有的还配备了专门的工具，暗访、跟踪、盯梢是他们常用的手段。尽管没有人为他们拍过电影，但他们的生活并不比电影《无间道》中的描述更轻松。

　　“高危群体”呼唤法律保障

　　令不少“线人”感到沮丧的是，他们的“高风险”往往没有换来“高回报”，由于“线人”缺乏法律认同的身份，他们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首先，“线人被害”往往得不到相应赔偿。邱新荣、李永平这两位打假“线人”被殴打致死提出了难题：“线人”从事的一般是带有相当危险性的工作，一旦发生意外，他们的身后赔偿问题是否应当由主管部门来解决？算不算因公殉职？能不能授予“烈士”称号？但这些问题无法得到明确答复。

　　其次，“线人”举报金时常被打折扣。王久福告诉记者，广东东莞太平海关与他“单线联系”的情报科科长曾向他许诺：案件告破后，将按照涉案物品价值10％的比例对其予以奖励，王久福对科长的“许诺”还录了音。后来，他举报了东莞10多家单位走私的证据，这些案值不菲的走私案件告破后，按照“10％的比例”他可以得到200万元报酬，但是他最后得到的是26万元的举报奖金。

　　王久福将太平海关告上法庭，要求海关补发奖金176万元，东莞市中级法院日前驳回了王久福的奖金索偿要求。东莞中院的理由是：一，情报科科长的“许诺”无效。现有的海关奖励办法规定，海关对检举人的奖励最高不超过10万元，“科长许诺”也不能对抗这一规定。二，不是所有的举报都有“回报”，只有海关对走私单位的罚金兑现了才能给“线人”回报。尽管王久福认为其举报线索涉及10多家单位，但由于有些涉嫌走私单位至王久福上诉前尚未受到海关行政处罚，海关无须为王久福举报这些单位支付“举报金”。三，有些案子虽然破了，钱也罚了，但并非王久福的功劳，因为王久福拿不出自己是“功臣”的充分证据。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赏金不公”和人身安全无保障，不少“线人”后来又放弃了这个不确定的“职业”。

　　东莞市打假办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熟悉的好几个“线人”在举报了几单案件后，都转到别的地方打工去了。有的“线人”甚至认为与执法部门合作“划不来”，转而“投奔”造假者。来自江西省的李福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李福生原本是一名职业打假“线人”，曾经为打假部门提供了很多假烟制售窝点的情报，可是后来他自己却成了一个制售假烟团伙的头目，最终因制假售假被判处有期徒刑。（据新华社专稿）

　　如何保护“线人”权益

　　“线人”由于不满而将执法部门告上法庭，甚至走向执法者对立面等情况的出现，更加急切地呼唤着“线人”立法保护的及时跟进。不少专家针对“线人”权益保护提出建议：“线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容回避的话题，需要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

　　广州市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钟闻东认为，在美国，法律对“线人”界定较明确，即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以不同面目出现、实际服务于联邦当局的人。国外警察机关对“线人”保护的一些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钟闻东提出以下建议：首先，给“线人”一个明确的身份和定位；第二，从“线人”的合同关系入手，保证他们的合法收入，增强其积极性；第三，为“线人”建立一套保密机制，发生伤亡后，应进行经济上的补偿。

　　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认为：在法制社会，政府行为要讲究两个标准，一个是合法性，一个是合理性。但目前的“线人”制度是合理但不合法，制订相应的法律对线人的权利和行为规则进行规范势在必行。(■文/新华社记者吴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