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学有余力，当然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力更多地贡献于社会。但是，如果劳动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能得到社会的酬报，而在另一个地方却不能得到酬报；如果一个人“写出思想”能够得到酬报，而对着记者“说出思想”却不能，这有什么确定的道理吗？采访对象收费，确实可能对新闻产生消极影响，但这还不是否定一种个人权利的充分理由；更不是在新闻实际运作中否定智力劳动价值的理由。从次序上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些确定的个人（收费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一种权利；而我们用来否定这些权利的理由中的那些不确定的公众（媒体受众），我们既没有看到他们的表达，也还没有对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损失做出确实的研究呢！这时候，我们就不是用一种价值更大的权利去否定另一种价值更小的权利；而是用一种不确定的权利来否定一种确定的权利。

　　□马少华（人民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