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人权利意识正在觉醒

　　从权利义务对等角度构建证人保护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刘品新

　　鲍宇和另外两名举报人与交通银行之间的争论，从微观上说，可能是鲍宇和另外两名举报人在当地生活遇到困难，必须寻求法律和国家的帮助和保护；而从宏观上，或从更高层次上说，他更愿意理解为我国证人权利意识的觉醒。

　　依据法律，广义的“证人”包括举报人、证人以及鉴定人。因此，鲍宇和另外两名举报人的相关权利诉求应该归于法律上的作为“证人”的权利诉求。

　　以前，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意识上，人们普遍认为，“作证”更多地是为国家履行义务，没有很强烈的权利意识。但现在法制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正处于走向权利的一个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调权利义务对等，这就要求我们对证人的权利有相应的规范。

　　一般来说，很少有人打击报复证人，但时至今日，打击报复证人的现象已经较多了，而且，对证人的打击报复，有的来自当事的自然人，也有的来自公检法司等国家公务人员，后者的威胁有时比前者更“可怕”。在这种情下，有关部门应该用新的思路来调整证人作证制度，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来构建证人保护制度。

　　目前，中国在证人保护方面，多是宣示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他列举了4点，一是法律规定不是很具体；二是没有相关的机构去保护；第三缺少经费；第四是有些司法机关因为需要证人的合作，也做一些保护的事情，但很多时候，他们的保护并不能一直进行下去。

　　从一些案例看，国内对于证人保护的问题很多，不能对证人进行有效的保护。按照国外的“成熟管理办法”，案子出来以后，首先要审批，即审批要不要给予当事证人必要的保护以及怎么保护等等。而目前在我国，这些都没有办法去操作。就拿此案当事的交行来说，“即使想保护，但没有钱，没有权力，怎么来保护？”这就会造成负面影响，其结果是“证人”不敢作证。

　　除了证人保护之外，关于证人的经济补偿、豁免权、特免权等许多证人的权利问题，在我国的相关法规中，目前都没有可操作的规定。

　　（本报记者 万兴亚 实习生 杨思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