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济南6月25日电（记者王娅妮）最近，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一项医护人员奖金分配办法改革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医生收治多少住院病人、开多少药、多少检查等指标，直接影响个人收入。不少人认为这是医院的“创收”手段；而医院则表示这是体现目标管理、规范医生行为的有效之举。

　　医院出现一堆怪现象

　　今年3月以来，在山东省唯一的省级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现象。患者可以直接从医生那里买到比药房便宜得多的药。一位医护人员向记者透露，这些药品是医生从“常驻”医院的“医药代表”手中购买的，然后以低于药房售价卖给患者。例如一种叫“卓夫”的药，医药代表卖43元，而药房卖53元。另一种叫做“怡诺思”的药，医生从医药代表手中以每盒150元的价格购得，再以160元的价格卖给病人，而药房售价为198元。

　　一位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工作多年的老专家反映，医院还增加了不少新的检查和治疗手段，比如“行为治疗”、心理测验等。“但只见医嘱上有，根本没给病人做，有些即使做了也是走过场。”陪女儿在这家医院治疗的刘先生对此也颇有怨言，他的女儿因患精神分裂症已住院40多天，住院费用平均每天至少要100多元。刘先生认为，其中打针吃药都是“实打实”的，但每天30元的“行为治疗”并没有多少具体服务内容，40天下来，光这一项就花了1200元。

　　更让刘先生纳闷的是，精神科的医生却不遵循心理科学，和病人谈话不讲技巧。刘先生说：“有次查房时医生张口就问一个病人：‘你昨天都干什么坏事了？’”除此之外，这家医院发生了诸如医生之间争抢病源、争抢看门诊、甚至有专家以100元一张的价格向普通医生买患者住院单等等怪事。

　　引发争议的改革办法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现象的出现与这家医院今年3月实施的《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改革与奖金核算分配实施办法（试行）》有直接关系。

　　按照文件规定，药品比例（指患者医疗费用中药品与辅助检查、辅助治疗的比例）和住院率成为主要的奖惩指标。以在职专家为例，他们必须把门诊病人医疗费用中的药品比例控制在92％以内，心脑电图等辅助检查和治疗费用不能少于8％。如后者比例超过8％，给予奖励；达不到8％，则扣发奖金。

　　医院还规定，在近三年平均住院率4％（即每100个门诊病人中，有4个住院治疗）的基础上，专家每多收一个住院病人，可获百元奖励；少收一个，则扣除一百元。而普通门诊医生，每收住一个住院满7天的病人，就有50元奖励。

　　此举一出，在医院内引起了不少争议。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卢传华解释，这是一种目标责任管理，是为限制“大处方”，规范用药，减少医院对药品收入的依赖而制订的；鼓励多做一些辅助检查是因为门诊病人中约有四分之一是初诊，为明确诊断，辅助检查必不可少，但不少医生习惯于“病人来了就开药，该做的检查不做。”关于住院率指标，卢传华认为这体现了“按劳取酬”，处罚了那些“只想偷懒不想干活的人”。因为多收病人意味着增加工作量、增加医疗风险，有些医生因此不愿多收病人住院。通过新的奖金分配办法，住院率提高了，辅助检查也增加了。

　　但这家医院不少医务人员对此不以为然。一位女专家认为，在医疗总费用不封顶的情况下，医生可以通过重复或增加花样使辅助检查费用提高，药品费用就可以随之提高了。例如，医生开100元的检查同时可以开900元的药品。其实精神病人大多没有器质性病变，主要靠药物治疗，根本不需要过多的辅助检查和治疗。

　　一位返聘老专家介绍，为了降低药品比例，医生要尽量少开药多检查，这样一来个人的药品回扣收入就会减少，于是医生就私下买卖药品，这样既不影响收入又能逃避药房的统计。因为全年完不成两项指标中的任何一项，就要被取消下一年度的专家门诊资格，专家很可能让不该住院的病人住院，或者从没有任务的年轻大夫手里买住院单。这样的改革不但不能限制医生开“大处方”，反而变相增加了患者的负担。

　　公立医院姓“公”更要为“公”

　　专家介绍，精神疾病具有特殊性，其治疗周期长且反复发作，目前我国精神病患病率已上升到13.47％，其中患病率最高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只有30％得到了治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承担不起高额费用是治疗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卢传华把精神卫生机构看作医疗机构中的“弱势群体”。他认为，与综合性医院相比，精神卫生机构业务收入低得多，医护人员的地位和收入也低得多。基层精神疾病防治因为经费的限制，基本陷入停顿。

　　一位返聘专家也认为，政府对医院实行差额补助，600多名职工要发工资，还要考虑医院发展，开支很大，这是医院追求经济效益的主要原因。但作为公立医院，不能一味从患者口袋里掏钱发奖金。这位专家说：“创收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实现。如开设开放病房、老年病房，搞特色服务，进行内涵建设。而目前的奖金分配制度，医生间收入的差距并不能体现技术水平差距。”

　　山东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尹爱田教授指出，这家医院的做法确有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之嫌。但这种做法并非独此一家，目前我国几乎100％的医院都把经济效益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这并不是好的导向。科学的绩效考核应以质量为首要指标。但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许多政策措施对公立医院的约束力太小，要靠他们自身完善内部运行机制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很难。

　　尹爱田说，目前我国医疗服务大多按项目收费，其最大弊端就是引发过度服务、故意增加服务量等行为，应该加强对医院行为的监管。目前实行按病种收费可以控制过度服务，因为用药、检查越少，医院的利润空间就越大。要使公立医院不仅姓“公”，更要服务于公众，扭转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需要更多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