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热衷于报考公务员，无疑为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创造了一个有利的人力资源环境，但同时也要警惕一些人等待权力寻租的心态，因而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就更为必要

　　近些年来，收入稳定、社会地位高的公务员早已成为毕业生就业的首选。中央、国家机关2005年招考报名情况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共有310656人通过资格审查，合格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的比例平均为37.3比1。提交报名材料人次与资格审查合格人数都超过了去年，再创历史新高。仔细分析报名情况，有26个部门选拔人才都是“百里挑一”，合格人数与拟录用人数之比超过100比1。而人事部最“热”，平均一个职位有322.8人争。

　　这样的火爆场面最近已在地方频繁出现过：成都市21个市级机关招考公务员，报考人数创下历史纪录，考录比为71：1；深圳海关招考108名公务员，共有6106人通过报名审核；辽宁公务员招考录取比例为79：1；如此等等。

　　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一个政府管制范围较为广泛的社会来说，将优秀人才充实到政府中，是合乎逻辑的。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而日本、香港和新加坡等地也都选择了精英治理的政府模式。目前，我们的政府拥有影响社会方方面面的重要权力，自然就需要吸收素质较高的人才，包括专业素质和职业伦理素质。报名人数众多，则意味着政府挑选的余地较大，最后所录取的公务员的素质可能会高一些。这有可能为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创造一个有利的人力资源条件。

　　在这种大政府、强政府的结构中，官员享有很大权力。那么，根据权力与责任相称这一常识，就应当对于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予以严格而有效的约束，就像日本、香港地区、新加坡那样，从而维持一个高效而廉洁的精英政府。

　　但很显然，我们似乎还并没有摸索到一套约束大政府、强政府下官员行为的制度，也没有在官员中培育出一种官员职业伦理。制度性漏洞给了官员很多寻租机会。这种寻租活动倒未必一定表现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根据人的天性，仅仅因为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别人求着自己而产生的那种支配他人的快感本身，就具有很大诱惑力。

　　本次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招考报名中，既有热的一面，也有冷的一面。报名结束后，有400多个岗位因为报考人数不足开考比例，将出现空缺。有的是因为人才供给不足或条件较为苛刻，但更多的则是因为行业比较艰苦，单位所在地区较差，或招聘单位无权。

　　显然，人们之所以热衷于报考公务员，一些人并不是看中公务员本身的名义工资收入，因为，热门部门和冷门部门的名义工资应当是相同的。他们看中的是隐性收入，说穿了，就是可以进行交易的权力。之所以有热门和冷门之分，主要就是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不同部门的权力的可交易程度是不同的。而人们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糊涂认识，则是因为，政府确实没有建立起有效约束行政权力的机制。只有当权力未受有效约束、因而是有可能交易的时候，人们才会算计进入不同部门的隐性收入。

　　因此，要改变公务员招考报名总体过热及冷热不均的现象，恐怕主要应着力于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否则，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将不断地吸引人们挤上当公务员的独木桥。而随着考试难度提高，考生准备考试的成本将会提高。一旦被录用，他们较容易进行报复性的贪污腐败，借以捞回报考的成本。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报考者人数急剧增加，未必意味着所录取的人的素质——尤其是职业伦理素质，必然会提高。

　　历史地看，目前的公务员报考热很难说是一种健康的变动趋势。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控制一切，政府中的职位当然最有吸引力；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中期，公务员职位则失去了光彩，温州人甚至吓唬孩子说：，“再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当干部。”这当然也不正常——但近些年来，报考公务员越来越热，似乎也不正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似乎在回归原来的结构。尤其是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似乎有扩大的趋势。

　　政府权力扩大而缺乏法治约束，则社会的权利必然缩小。很多人有一种感受，如今，做生意似乎比前些年还要难。形形色色的管制措施，强化了官员的权力；反过来，则增加了个人和企业从事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成本，其雇佣员工的积极性也受到挫折，非政府部门提供就业岗位的增长幅度似乎在下降。在这样的趋势下，人们当然只能涌向公务员报考点。

　　公务员报考热表明，在求职人员、以至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中，公务员的收入——包括有形的货币收入和无形的名誉、地位收入，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似乎再无必要调高公务员工资和福利。因此，在未设计出更为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前，有些地方借工资透明化之机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收入，这种做法可能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