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14日电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1986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逐步走向深入之时，中央党校的年轻学者韩康与几个同仁一道，完成国务院民政机构委托的课题“中国市场经济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设计”，在国内首次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理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的效率能量得到了空前巨大的释放。

　　20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学者韩康如今已是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2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蓄积的各种社会深层矛盾，近年开始激化、呈现。很多社会矛盾都指向“社会公平”的问题。对此，韩康今日又是如何思考的呢？香港大公报今天刊登对韩康的采访文章，给出了回答。

　　“现在经常会有记者问我，你是不是觉得当时这个思路提错了。我认为不是。”韩康接受大公报记者的采访时，从容地回顾了当年的想法。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提出并论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问题，主要是想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对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思维的效率与公平观念，进行一点比较强烈的冲击，藉以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打开一个新的思维领域。这种观点，实际上也符合邓小平先生提出的‘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思想，即首先通过效率机制把社会财富的总量做大，然后才可能更好的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因为说到底，不讲效率优先的公平最终只能是穷人的公平、贫困的公平和落后的公平，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沉痛历史教训之一。”

　　贫富差距 超逾警戒线

　　但是，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后，今日中国的国情已与当年大为不同。中国社会财富的总量已经相当之大，GDP位列世界第六。与此同时，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两极分化现象之严重也开始令社会感到不安。

　　所有学者都认同，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显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绝大部分聚集在少数人手里。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这些都显示出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统计局的报告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韩康说：“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就值得重新研究了。”

　　这位当年力倡“效率优先”的学者承认，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支付了两大成本，一个是生态环境过度耗费，一个就是社会公平方面问题多多。现在到了要为这两大成本买单的时候了，否则将难以持续协调的增长、发展。“社会公平”方面积累的许多矛盾，不可能期望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解决，而必须依靠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需要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必须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由生产建设型政府转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政府的轨道上来。本届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就是清醒的看到了这一问题，而提出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方略。

　　韩康指出：“关于效率和公平，今天已不再是孰为优先、孰为兼顾的问题了，应该是两者并重、相互兼容、统筹发展。”

　　韩康说，政府职能是公共服务，在西方社会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思维中，政府的主要职能被定位为经济建设，直接从事经济生产和创造产值。过去提的口号都是“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提出政府应转向从事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不再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活动，这是执政党执政方式的一个重要转变。

　　重新定位超越GDP

　　对于这一转变，政府内部有很大阻力。很多地方政府的基本观念没有转变，仍然认为政府就应该抓生产建设，政绩是通过GDP增长体现的，因此片面追求产值，通过信贷来兴建项目，这也是2003年以来宏观经济过热的一个原因。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命题，就是要对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基本的职能重新定位，从生产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该从直接干预经济运行、追求GDP，转向通过完善市场规则、经济运行环境，加强监督等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将政府主业转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发展教育，保护环境，管理社会事务。政府应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而不是直接参与资源配置，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后知后觉 社会成本高

　　另外，推动依法行政也是本届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去年七月中国实施了《行政许可法》，限制政府权力，推动“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废止和规范了政府的行政审批行为，推动“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

　　近年，在新闻媒体的聚焦灯下，许多社会不公正和社会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最明显的是一再出现的群体事件。

　　韩康深有所感地指出：“社会利益的矛盾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现在很多地方爆发出来，这是本届政府上台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背景。

　　前几届政府，社会矛盾也很多，贫富差距、分配不公、地区不平衡等等，但被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对掩盖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没有爆发。而过去这种的隐形矛盾现在开始显形化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群体事件。本届政府面临的重任，既要高速持续地发展，又要把过去被经济高速增长掩盖的矛盾处理好。”

　　他说，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正面的东西往往被有意放大，比如与官员政绩有关系的产值、外资额、收入等等，通过媒体等各种途径被放大。同时，社会问题信号容易被减弱，一些问题被有意地掩盖。这使得中央政府较难敏感地察觉到现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直到爆炸性的事件、群体事件发生，深层次的问题才爆发出来。

　　“比如收容制度的废止，这样大的一个政策调整，居然是通过死了一个孙志刚换来的。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关注？就是因为地方政府都在追求GDP的思想引导下，都去跑项目去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就没有跟上。反而等问题暴露了、矛盾扩大了，才对旧有的不合理政策做调整。在这种逆向引导的工作思维下，社会容易动荡，要支付的社会成本很高。”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意味着执政党开始正视社会问题，直面现实中的不和谐因素。面对社会矛盾，政府会从自身找问题，从机制和体制上找问题。这种正向地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才有可能真正从根源上化解矛盾，而不是等矛盾爆发后才补救。

　　韩康认为，中国解决信访问题所付出的经济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在西方国家，发生大的社会群体事件，政府会与相关的社会组织进行对话，而不是直接与个别人接触。因此他提出，要化解社会矛盾，就需要把无序的社会行为组织起来。

　　化解无序 筑意见渠道

　　“信访问题是无穷无尽的，但目前中国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组织。中央政府的信访部门直接面对单个信访者，全国有13亿人，单纯靠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对话来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

　　韩康指出，政府包揽一切，这是中国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能政府”观念的流弊。政府应引导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这是节约社会成本的需要，也可以搭建起解决矛盾的更有效的渠道。

　　他认为，可以也应该充分运用原有的社会组织，比如说现在工会要改革，就要增加维权职能，维护工人的权益，这是工会本来就应该负有的责任。(蒋兆勇、马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