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阿星约了从北京赶到潮阳采访“砍手党黑幕”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与之说说笑笑了一个多小时。据《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何磊事后回忆，聊天时阿星总是张望着外面，“当时怀疑他肯定有事，但他却不透露，只说过两天就会知道。 ”
随即，阿星连夜离开潮阳，于7月9日上午10时赶到深圳宝安区公明镇。“我的父母都在公明打工，但我不想让他们知道，选择了打电话给傅剑锋，我现在只相信傅记者了。”阿星说，在比较熟悉的记者的陪同下去自首，心里会塌实些。
阿星被警方要求到《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附近的派出所自首。记者们先满足了阿星洗头的要求。他在洗手间洗完头后，躺在记者站办公室的沙发上，开始放松下来。
夜越来越深，南方都市报女记者姜英爽准备回家，刚才还很镇定的阿星忽然惶恐地抓住她的手：“姐姐，你就不能陪我吗？”姜英爽哭了，潜意识里，她很难相信这个孩子会杀人。
午夜1时35分，警察赶来了。临行前，阿星要求和远在北京的本报记者、他“惟一的城里朋友”傅剑锋电话告别。但那时记者因过度疲倦睡着了，没能听到阿星接连打来的电话。本报记者当天下午从北京飞回深圳后，阿星已经被送到看守所，无法见到了。
认识阿星是在今年1月份，其时记者在南方都市报做《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的采访。
去年年未，深圳宝安区连续发生了以砍手砍脚为犯罪特征的抢劫事件。当时引起公众震惊的是2004年12月17 日夜的抢劫事件，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人许国亮等17人，在抢手机时砍掉了受害人的右手。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4年就有40余名温江村青年被深圳、东莞、佛山、汕头、云浮等地警方抓捕。所有这些人都是小学未毕业，就辍学打工。但因学历极低，很难找工作，即使找到工资也极低。已在深圳活动数年的砍手党便把这些年轻人拉入犯罪组织，几年下来，抢劫渐渐成了该村年轻人来广东“淘金”的主业。
正是在这个小山村调查期间，记者遇到了阿星。阿星高个子、长发、牛仔裤，帅气的脸，更像一个城里男孩。但那时的阿星脸色蜡黄，带着一种20岁的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他和在深圳抢劫“犯事”的一些同村人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没有像他们那样去“混黑社会”，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
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但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300多元。”对此，他有点难为情，“每年过春节，我都没钱给爷爷奶奶送礼物，觉得活得很窝囊。”
每说一句话，阿星几乎都要咳嗽一次。“厂里的工作太累，永远觉得睡不够。所以身体被搞坏了，”他解释，“这次能这么早回村，就是因为身体扛不住了才被准假。”
阿星所在的那个厂，有十五六个温江村人，平时除了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就是睡觉，“连打牌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想喝酒，也是和老乡在一起吃饭时喝点啤酒”。他最大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份每天只干8小时的工作，“工资能有500元就满足了，可惜自己文化低，太难找了”。
正因为这样，他认为自己很能理解同村人为什么从工厂里出来，“因为这工厂里有点不像是人过的日子。他们原来都是好人，走上这条路是不得已。如果他们能找到份稍稍好点的工作，怎么愿意去走这种不归路呢？”
阿星记得，那一批在“干那种事”的温江村人，去年曾数次来东莞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过得像流浪汉一样。“厂里管得太严了，我根本没有办法给他们安排住”，但出于老乡义气，阿星拿出身上仅有的七八元钱，买了四碗米粉给他们吃，他们都吃得狼吞虎咽。“我对他们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的，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阿星说，“这真是条不归路。”
在温江村100多个抢劫者中，阿星只看到一个人收住了手重新做人，“因为那样来钱太容易，有了第一次就想干第二次，一直到被抓去或者到被枪毙为止。”
挣脱老乡网
有关报道出来后，阿星认为反映得客观，并因此对记者产生了很深的信任，偶然会打电话来聊聊他的近况。
阿星自认为是村里少数几个正经打工的年轻人，不想去伤害别人，不想走不归路。
但他仍然无法摆脱与砍手党的交往。事后记者得知，他早在15岁时，就为砍手党做饭烧菜。去年有一段时间他找不到工作，团伙里的老大还收留了他，他也看过他们抢劫砍杀的场面。
所以，他又非常担心自已身不由己，卷入其中。“老乡是一张网，你摆脱不了的”。阿星在找工作、困难时接济生活等方面，除了老乡，他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
“所以除非离开广东，才能彻底摆老乡关系。”阿星当时向记者强烈地表达这一愿望，“我如果能找到一份每天只要工作8小时、一周能休息一天的工作，工资500元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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