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答应帮他找省外的工作。刚好砍手党报道刊出后不久，看到报道的山西省运城市中级法院法官卫彦虎，表示愿意帮助阿星。 但是，阿星一直舍不得买手机。3月份时，卫彦虎法官和阿星通过网络视频聊找工作的事。讲到去山西工作的细节问题时，阿星说：“我从小都没坐过火车，有点怕。”卫彦虎回答：“我会来接你。”

　　阿星看到了希望，他打电话来与本报记者聊了几次：“等以后安定下来，我还想开家商店。我爸爸存着钱不肯给我做生意，说要以后给我讨老婆用。可我实在不想一辈子打工，想有些新的出路。”因为打工观念的不同，父子俩一直关系不好。

　　阿贤和阿星同村同龄，也是正经打工，并且做到了师傅级，有时一个月能挣到两三千元。阿贤下班就回家看电视睡觉，“为了不和那些不正经干活的老乡来往，我一般都不出去，当然生活就乏味多了，这一点阿星可能是受不了的。”

　　尽管和那些不良老乡来往较少，但这些老乡一般都讲义气，肯帮忙，阿贤对他们的感觉很矛盾，“他们对城里人很凶，甚至危害社会，但对我们却很好，所以觉得他们又好又坏。”

　　阿星今年从东莞到潮阳打工，他说就是为了摆脱“砍手党”等不良老乡的阴影。结果到了汕头，他就跟别人说，老乡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后来用于杀人的刀，就是工厂宿舍里的一位老乡准备抢劫用的。

　　到了6月份，阿星惊恐地给记者傅剑锋来电：“我表弟也因为抢劫被抓了。家里说，前些天村里来了不少广东警察，又抓了三四十个在广东抢劫的。半年以来，已经抓走了100来人，还有100多人在外面流浪和抢劫。唉，他们的前途在哪里啊？”记者惟能安慰他安心工作。

　　本不该有的绝望

　　但后来，卫彦虎法官因为工作变动，与阿星联系少了。阿星很焦急，给卫彦虎的QQ发送信息：“卫叔叔，你不要我了吗？”杀人事件后，卫法官想起阿星的这句话就很伤心：“那段时间比较忙，就没有很在意，没想到阿星会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

　　被砍手党卷进去的人和被捕的人也越来多。在五六月份，阿星的情绪开始焦燥起来。7月初，阿星连续数次致电正在北京出差的记者，更为迫切地想找一份省外的工作。

　　7月6日，他告诉本报记者，潮阳的工作已经丢了，如果走投无路，他说他将不得不加入砍手党。记者很着急，恰逢《中国青年报》记者何磊，认为如能关注这些新生代打工者的困惑，有利于社会帮助阿星这样的边缘群体。7月7日，何磊到广东潮阳见阿星与其弟阿海。

　　何磊和阿星、阿海约在潮阳峡山镇一家小宾馆见面。阿星很为难，他让何磊到酒店门口来接他们兄弟俩，阿星害怕这种“高档”的地方，“受不了保安和服务员那种怪怪的眼神”。尽管那天阿星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花衬衫，一条款式新颖的裤子，丝毫看不出是一个“民工”，但阿星还是浑身不自在。

　　面对从北京特意来找他的记者何磊，阿星几乎是冷冷的。5年的打工经历似乎告诉他，没有哪个城里人愿意帮他。这次自首时，阿星曾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陪阿星一同前来的弟弟阿海，虽然只有18岁，但看起来面相比阿星还老 。阿海和阿星一样，都是做织袋，“每天早上7点半上工，一直做到晚上12点，睡觉时间太少，工作得简直要疯了。”阿海现在一个月有1000多元的工资，“但你宁愿只要六七百元，给我一周一天的休息日，并且老板得把我们当人看。”阿海差不多一年都没有过休息日，春节回家的机会，还要在工人中抽签决定。“别看我比哥老相，其实只要给我调养十来天，你立马可以看到我长肉，变得很精神。”阿海说。

　　兄弟俩还说，他们很爱家，尤其是爷爷奶奶。如果有20万元，兄弟俩任何一个都愿意去死，让另一个活下来，赡养父辈。

　　那天晚上谈完话后，阿海还用短信向何磊问个不停：“何记者，你说我和城里的少男少女有什么区别吗？”

　　7月8日晚上十一二点，正在北京的本报记者忽然接到阿星的电话，说有急事找何磊。阿星当时问何磊，“有件很要紧的事你能不能帮忙？”何磊忽然有一种不祥之感，脱口而出：“什么事都可以帮忙，除了刑事案之外。”阿星停了一会儿，说：“那好，没事了。”何磊再追问，阿星只说“两天后你会知道”。

　　原来，就在见何磊的几小时前，阿星把“拖欠工钱还辱骂他”的主管郑炳荣杀了。

　　在潮阳打过3年工的阿贤，也遭遇过工钱被欠的事。“今年有一次我去拿5000元工钱，老板不但不给，还威胁说要打我。我这人性格比较弱，否则像阿星这样的事早晚要落到我头上。” 本报记者 傅剑锋 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