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秀

　　1918年2月8日 生于四川广元

　　1935年 参加红军，长征至延安

　　1937年9月 与罗炳辉结婚

　　1939年夏 到江苏、安徽交界的盱眙县半塔担任工作队队长，参加半塔保卫战

　　1940年3月 担任盱眙县西高庙区委书记

　　1943年春 到新四军2师师部担任政治协理员

　　1946年6月 丈夫罗炳辉病逝

　　1951年 到上海，先后在华东卫生部、干部子弟学校、上海市教育局工作

　　1958-1961年 先后任上海市瑞金医院党委书记，上海市第二医学院党委副书记

　　1984年 离休，后一直生活在上海

　　新四军女区委书记张明秀

　　地主家的“倔小姐”嫁了 “奴隶出身”的将军

　　尽管17岁就离开了家乡，张明秀依然乡音不改，和记者寒暄过几句普通话后，便开始用四川话讲述起70年前开始的革命人生。她的革命人生，也正是说着这一口四川话走过来的。由于年龄的关系，对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很多地方她已经记不清楚，留下的只是一位女兵战火中的一些人生片断。

　　18岁的老红军干部

　　父亲被红军吓得躲起来后病逝了，“倔女儿”却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

　　红军长征到张明秀家乡的时候，她本来是去寻找她所喜欢的黄老师。幼年的张明秀在家乡是有名的“倔小姐”，她成功地抵制了母亲为她裹小脚的要求，而参加红军后，正是以这一双大脚走到了延安。

　　她的父母也对这位倔女儿分外疼爱，把她送到新式学校上学，而她裹了小脚的两位姐姐，都没能上学。在学校的时候，黄老师讲的她从来没有听过，“北方有一个叫苏联的国家，已经建立了人人平等，大家有饭吃、有工作的社会”。黄老师在课堂上强烈谴责了“地主寄生生活”，而张明秀正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渐渐地，她开始反感自己的家庭。她对家里的佣人说：“你们不要愁，不要难过，将来会有好日子过的，就像苏联一样，人人自由、平等，有饭吃，有衣穿，不会像现在这么苦。”

　　后来，黄老师被校方怀疑“赤化”而开除，张明秀认为他一定是去找红军了。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到达广元的时候，她拉住一位士兵就问：“你知不知道黄老师在哪里？”她没找到黄老师，可她瞒着家里人偷偷地参加了“扩红大会”，而红四方面军认为她“一向同情穷人”，也接受了这位地主的女儿。 几乎和张明秀参军同时，她的两位亲人离开了人世。她的父亲身患重病，听到红军到来的消息，跑到亲戚家躲了起来，在那里病逝了；而她的妹妹，13岁的张明莲，跟着姐姐行军途中被河水冲走了。张明秀却义无反顾地离家参军长征，这一走，就是25年，直到1958年，她才又回到家乡，见到了久别的母亲。

　　1936年10月，长征一年多，见证很多战友牺牲后，张明秀跟着红四方面军到了甘肃会宁，部队和红一方面军、二方面军会师。这时的张明秀已经是“老红军干部”了，长征途中她就被安排做了排长，长征后她又到延安妇女学校做一连的政治指导员，不久到抗大学习。等她1937年底从抗大结业的时候，全面抗日战争已经打响。

　　获毛泽东批准后结婚

　　张明秀和32军军长罗炳辉相爱结合，此后便随着丈夫征战南北

　　在抗大学习期间，张明秀经人介绍和32军军长罗炳辉结识并恋爱，两人于1937年9月获得毛泽东批准后结婚。婚后不久，延安党校结业的罗炳辉就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到武汉办事处做统战工作，1938年2月，从抗大结业的张明秀也到武汉办事处工作，担任长江局和湖北省委的地下交通员，武汉失陷前离开。

　　1939年初，张明秀随丈夫到了安徽、江苏的边境一带，到江苏盱眙县的西高庙区半塔集乡做地方工作，担任工作队长兼总支书记。她的丈夫罗炳辉则前后担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第5支队司令员，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部队就在半塔集附近的村落驻扎。这时半塔乡是国民党政权管辖，乡长项国平。1940年新年前后，张明秀在罗炳辉部队的帮助下抓捕并枪毙了项国平，同年3月底，新四军第五支队和国民党顽军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在半塔一带交战，顽军被打败，新四军自此在淮南津浦路东几个县建立了政权，开辟了路东根据地。

　　由于半塔乡的群众工作基础好，又有100多个党员，所以从西高庙划出来，归路东区党委直接领导，成为直属区作为典型。而张明秀则调任西高庙区区委书记，她记得第一次去盱眙县开会，晚上没有地方住，就睡在县衙门的几个大牌子上。大牌子里面都是臭虫，“我们一躺下，臭虫就爬出来咬我们，搞得一晚上不能睡觉”。

　　当时的区委只有区长张寿，组织部长胡晓风等几个成员。西高庙不大只有一条街和几个岔道，西高庙区本来有十三个乡，半塔乡划归路东区党委后，只有十二个乡了。减租减息的过程中，张明秀和她的战友组织成立了农抗会，青抗会，商抗会，建立了三个连的自卫队，每个连有100多人。以后的反扫荡中，就是依靠这300多人坚持游击战。

　　不会打仗的区委书记

　　为稳住大家情绪，张明秀只有硬着头皮坚持下去，提出要占领制高点

　　“有一天早上，我们突然发现鬼子已把西高庙区都占领了”。那是1940年夏，罗炳辉率五支队离开路东作战，皖南事变后在此基础上组建了2师。大部队走了，“日本鬼子趁机分七路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们”。由于情况紧急，交通被破坏，县委无法与西高庙取得联系，张明秀也不知道日本鬼子扫荡的消息。事实上，这时候张明秀和她的战友们已经和县委、部队都失去了联系，“我们仍按部就班地工作”。

　　“那时日本人设的据点在读书头，离西高庙只有五里路。他们一到西高庙街的路口就打小钢炮，打了一阵才敢进入街中心。我们有经验了，一听到炮声，就把粮食藏起来，组织人员疏散。我们晚上在附近的村庄活动，过夜，白天到街上办公。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我，区长和一个科员各带一个连的自卫队，每天晚上到处游击，每晚要换两三个地方睡觉”。

　　“大家最担心的是，如何打仗，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打仗。这时大家的目光都对准了我，因为在这里我的资格最老，参加过长征，也经历了不少战斗。”其实张明秀也不会打仗，但为了稳住大家的情绪，只有硬着头皮坚持下去，“罗炳辉曾经说，打仗要占领制高点。我就把这个意见说了出来，并说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小山包，好歹也算一个制高点，在这个山包上构筑工事，可以打胜仗。大家一听纷纷表示赞成”。

　　第二天，自卫队热情高涨地来到山上构筑工事。就在他们集中精力构筑工事的时候，被一支部队悄悄地包围了。“等我们发现时已无退路了，只能隐蔽在还未挖好的工事里等待。”只听见下面发话了，“你们是什么人？”张明秀一听说的是中国话，心中稍定，忙叫一男同志反问，“你们是什么人？”过了一会下面回话，“我们是新四军”。

　　原来是新四军四支队的一个团，团长还是张明秀认识的。见面后团长说：“你们在干什么啊？”“我们在挖工事，占领制高点。”张明秀十分自信地说。“这个制高点可占不得，是座孤零零的山包，山上没有水，敌人只要包围三天，你们就完了。”听了团长的一席话，张明秀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

　　自卫队里暗藏杀机

　　伪军收买自卫队员策动暴乱，有一个乡的三名工作人员被活活砍成肉泥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率两个团路过西高庙，第二天清早就走。邓子恢听张明秀介绍情况后说，“好吧，你明天就不跟我们走吧，你说你们要什么东西吧”。“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一个会打仗的人。再给我们一点枪，子弹，越多越好。”邓子恢说他们有一个老参谋，会打仗，有皮寒病，身体虚弱走路跟不上队，枪法很准，决定把这个人留下。张明秀高兴得不得了，领着那位参谋回到在农村的据点，把原来由一位科员带领的一个自卫队连交给他负责。“我已记不得那位参谋的姓名，但记得他是河南人。”

　　第二天，河南参谋就说，“你们胆子太小了，你们有三个连的部队，鬼子来了也不怕，何必晚上还要去游击。你们这么强的力量，用不着每天晚上去游击。就住在这里，他来了也不怕。”

　　“我说，不行，要么你带的那个自卫队住在这里不动，我和区长带领的自卫队活动范围小一点，靠西高庙近一点，有情况还可以互相呼应。”

　　就在这一天夜里一、二点钟，西高庙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天亮了，日本人退走了，张明秀才回去。在高粱地里发现了身受重伤的河南参谋， “他身上被日本人刺了20多刀，血流了很多，伤口都成了白颜色了”。河南参谋后来牺牲了，“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把他埋葬了”。

　　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鬼子偷袭西高庙，河南参谋根据情况马上作出布置，命令两个排的自卫队从两翼包抄过去，自己带领一个排正面阻击。如果是正规部队肯定是一场漂亮的阻击战，但是自卫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派去包抄的两个排全都跑了，河南参谋的一个排在交火不久也都纷纷逃跑，最后只剩下河南参谋一人孤军作战。

　　自卫队不是十分可靠的，这一种情况，张明秀也碰到过。有一天晚上，他们换地方，到第二个休息地时已经走得很疲劳了，一个自卫队员找到张明秀说想谈话。

　　那天月光十分明亮，他们到了打谷场上，那个自卫队员说：“前天，你很危险。”张明秀问：“我危险什么呢？”“一个领头早就跟我和另一个人商量好了，要在路上从后面把你干掉，行军时你骑在毛驴上，目标明显。”原来盱眙县的伪军通过一些关系，收买了那个领头的人。

　　那名队员说：“开始我们两人同意杀你，后来再想想，你每天日夜忙的都是人民群众的事情。前天，那个领头的仍要杀你，我们两人制止了他。所以我们跑到前面劝你不要骑毛驴了，跟我们一样走路。如果跟我们一样走路，你个子矮，很难打到你。”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领头的也已经逃跑了。

　　但还有更危险的时候。有一天，张明秀在外面开会，回来时已经很晚了，区长张寿急急忙忙来到她的住地说，一队员来报告，有几个自卫队员两小时后发动暴乱。这是盱眙的伪军通过各种关系在全县策动的暴乱。伪军收买了自卫队中几个人，要把张明秀和张寿杀掉，并把西高庙抢光，日本人不仅任命他们为区长，而且还有重赏。

　　张寿说，报告者是四个头头之一，他当初之所以愿意参加暴乱，主要原因是看中了张寿的新驳壳枪。但又一想他们是四个人，他没有把握得到枪。于是他提出，抓阄决定新驳壳枪的归属。抓阄的结果他没有抓到新驳壳枪，感到大失所望，最后报告了情况。

　　情况紧急，张明秀和张寿一起到区政府，带上区里的干部和可靠的自卫队员，布置妥当后把剩下的三个头头分别抓获。然后，由区员把自卫队集合起来，把枪集中起来后解散回家休息。西高庙因为有人报告事前制止了暴乱，其他地方就没这么幸运了。在西高庙区边缘的一个乡，三个工作人员被用刀活活砍成了肉泥，小房间的墙上，天花板上溅满了血肉。而盱眙县其他区，也都发生了暴乱。“有的区损失很重，尤其是马坝区的暴乱杀死了我们好几个同志，还有一个女同志，惨啊！”

　　战火中，孩子出生了

　　罗炳辉给这个儿子取名“新安”，意思是“新四军时期生于安徽”

　　张明秀在半塔和西高庙工作的时候，她的丈夫罗炳辉率领的部队正在附近的盱眙、天长、高邮、六合、扬州等县市打游击战。这一区域横跨苏皖两省，与日伪军盘踞的汪精卫伪政府首都南京仅一江之隔。

　　罗炳辉是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主人公罗霄的原型，但据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宋霖的研究，罗炳辉1897年生于云南昭通，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并不是奴隶。1915年离家参军，离家时家中已有妻儿，1916年投身护国军，1929年加入中共，长征期间担任第九军团司令。此时他是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担任2师副师长，不久升任副军长兼2师师长。

　　在新四军当时开辟的根据地中，2师开辟的淮南根据地最靠近日伪军心脏，同时也被称为华中最稳固的根据地。二师的司令部就设在距离南京数十公里的盱眙县黄花塘，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从苏北迁到了黄花塘，二师师部则迁到不远的来安县大刘郢。

　　黄花塘和大刘郢距离西高庙都很近，邓子恢一再提议要调张明秀到2师师部工作，可是张明秀一直坚持结婚前就确立的“独立工作”原则，不肯调动。所以这段时间，张明秀和罗炳辉见面的机会很少。

　　根据张明秀写的一本传记《倔小姐》，罗炳辉在行军中不时给张明秀写封信，或是送一个小玩意儿。有一次他要警卫员专程送来一只栩栩如生的玉石小狗，一下子轰动了西高庙区委会，大家争先恐后地来看小狗，张明秀很难为情。

　　1943年春，张明秀终于调动到了2师师部做政治协理员，来到了大刘郢村，正赶上这里的干部战士拿着镰刀斧头，准备出发砍柴割草，张明秀放下背包便跟着他们出发了。1942年-1943年是新四军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军中正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罗炳辉也号召：“把路东路西的荒地变成第二个‘南泥湾’。”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带领警卫战士开荒种地、挖池种藕、种菱、养鱼，收获颇丰。

　　这天熄灯号响后，张明秀来到了罗炳辉的住所。草房的四周有一片空地，罗带着警卫员在里面种了黄瓜、茄子、辣椒和西红柿，还有一种叫万寿菊的花。罗炳辉以往吃过晚饭后都会和警卫员到村前村后走走看看，和村民、战士聊天。可是这一天，他打破惯例，一直在家等着张明秀。

　　张明秀推门进去的时候，罗炳辉正坐在背对门的靠椅上看书，装作没听见门响，张明秀蹑手蹑脚走过去，用双手蒙住了罗的眼睛。罗炳辉笑着说：“哪里钻出来的淘气娃娃，捉迷藏的本领不高明嘛，早就被我抓住了！”两人终于结束了分居两地的生活，可是罗炳辉作为师长却很少留在师部，张明秀说：“他不是练兵，就是打仗，连军火生产和通往前线的交通都亲自抓。”

　　战争年代，军中的制度是夫妻只有周末能相会一次，张明秀也不例外。可是刚到大刘郢的她还是得到了很多特殊的照顾，每天有勤务员帮她打扫房间，连开水都是定时送上门。当她发现参谋长和参谋们的住所都非常简陋时，觉得很过意不去，于是搬去和一个文化教员同住。

　　到了割稻子的时候，张明秀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劳动，顶着烈日一直忙到最后。罗炳辉到前线指挥作战了，战火中，他接到电报：他的儿子出生了。1943年12月25日，张明秀在大刘郢生下了一个儿子，罗炳辉非常喜欢，取名“新安”，意思是“新四军时期生于安徽”。当她生下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了，那是到了1945年年底，她也跟随丈夫到了山东，新出生的女儿取名为“鲁安”。

　　张明秀对孩子记忆清晰：“那时，我们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新安曾经寄养在很多老百姓家，是老百姓一口奶一口奶地喂大了他。”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王吉陆

　　敌人心脏旁的根据地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19块根据地之一，位于淮河以南的津浦铁路两侧，是连成片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联系苏中、苏北、淮北、皖江各根据地的枢纽，对南直接威胁日伪的指挥中心南京，根据地中的六合县更是南京市的管辖范围。对于新四军能在距南京如此近的地方开辟根据地，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学者罗特曼表示惊奇。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新军部以五支队为基础组建2师，张云逸担任副军长兼2师师长，罗炳辉担任2师副师长，不久罗升任副军长兼2师师长。

　　1939年8月，第五支队3000人越过津浦路东进，在苏皖边境的扬州、六合、来安、盱眙、天长、高邮等八个县市打游击战，这一带北依淮河、南靠长江、东临运河，西扼津浦铁路，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第五支队是独立发展的武装，不被蒋介石政府承认，发展过程中，面临和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三角斗争”的局面。

　　第五支队通过半塔保卫战初步确立了根据地，在各县市建立政权，并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同时扩军，至1940年7月，已经发展到1万多人，同时拥有地方武装近10万人。而日伪军在淮南地区周围设置据点120余个，部署兵力3万余人。

　　战斗中，罗炳辉对日军的“分进合击”战术有了了解，发明了“梅花战术”，就是把部队按三角形独立布阵，或正三角，或反三角，或斜三角，各部之间相距5公里左右，形如梅花状。虽然各自为政，但是，打起仗来却是一个整体。遇敌袭击，因其松散，可以免遭集中攻击，日军来犯时，只能对一个“花瓣”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受击“花瓣”既可以打阻击，又可以边打边退，诱敌深入。其他几个“花瓣”按既定方针各自为政，既可以迂回到日军侧翼的薄弱部分发起突然攻击，又可以待日军暴露侧翼后发动攻击。“梅花战术”阵形散而不乱，部队少而不薄，以静制动。

　　1941年4月，2师4旅12团在南京市六合县的金牛山首试“梅花战术”，与实施扫荡的日军十二旅团长南部襄吉率领的日伪军700多人相遇，打了一个大胜仗，共击毙日军200多人，伪军300多人，新四军牺牲54人，伤68人。

　　经过多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战争和对日伪军的反扫荡战争，淮南根据地成为一块比较稳固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