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星写情书的19岁女孩浮出水面，表示“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本报报道阿星事件之后，在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都引发了诸多讨论，关乎正义也关乎良心，前日本报报道，有位叫许燕儿(化名)的女孩给阿星写了一封情书，昨日下午，这位女孩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和本报记者进行了电话沟通，差不多同时，广东普洛米修律师事务所也致电本报，自愿免费为阿星提供法律援助……

　　本报讯　(记者姜英爽)昨天下午3时左右，本报短信平台接到一条短信:“我是许燕儿(化名)，请记者朋友不要介意我大胆任性的行为好吗？”给阿星写情书的许小姐出现了！随后，许小姐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但拒绝了记者要求见面采访的要求。

　　许小姐称，自己给阿星写信不是为了炒作和出名，只是看了阿星的报道后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写下了那封信，并发给了本报编辑部:“我并没想到它会刊登出来，我只是想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去看望阿星，鼓励他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许小姐告诉记者，她是韶关人，15岁初中毕业后就辗转在韶关、深圳等地打工，现在龙岗从事服务行业。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面包店里做工，每个月只有270元钱，但是最后还是被老板以“性格内向”的理由解雇。许小姐说，自己出自一个单亲家庭，还要负担两个弟弟上学的学费，打工近5年来，自己已经失去了自己这个年龄该有的天真和无忧无虑:“我特别能够理解阿星的心情。虽然我并不是在农村工作，经历也比阿星好一些，可是他的那些关于城里人的话，那些感受，我都有。而且我跟他有个特别的相似点，就是遇到痛苦的时候，很喜欢洗头，一遍遍洗，让自己平静下来。”正是情感上强烈的认同感让她拿起笔来，写下给阿星的信。

　　许小姐说打工虽然辛苦，但是要学会热爱自己的工作，不能让自己的情绪主导自己，阿星杀人是可恨的，她并不是在盲目同情一个杀人犯，但是她觉得社会为打工者们做的太少了，她也能理解作为打工一族跟老板、主管的矛盾，阿星本来不该发生这样的悲剧，“想开了就好了，不要把这些矛盾和个人情绪想得太复杂。”她表示，如果有机会，她一定要去看望阿星，和阿星做真正的好朋友，鼓励他重新做人。如果双方有缘分，她可以做阿星的女朋友。

　　■对话

　　记者(以下简称“记”):说想和阿星做朋友是不是一时冲动？

　　许燕儿(以下简称“许”):也许很多人觉得我的行为有点傻，可是我是很理性的。我想，我一定可以有机会和阿星见面。

　　记:你如果见到阿星，会跟他说什么呢？

　　许:我想我什么都不会说，我会抱住他。

　　记:为什么呢？

　　许:我想用这种方式让他感受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温暖，没有他想象得那么灰暗。阿星还有疼爱他的父母，可是我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这一点，他还比我幸福。

　　记:如果他喜欢上你，你真的会做他的女朋友吗？

　　许:就让他喜欢吧。我不会介意。

　　记:他毕竟是个杀人犯，他做过这么残忍的事情，杀害了另外一个人。你不会觉得害怕吗？

　　许:我不会害怕，我对自己有信心，我对他也有信心。

　　记:善恶往往是在一念之间，如果一个人失去理智是很可怕的。

　　许:我想从心理上讲，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因为一件事情就去杀人，肯定是他之前积累了太多的压抑，对这个生活觉得太压抑。我明白他的感受。我也恨过我的主管，可是我后来克制住了。阿星固然有错，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改过的。

　　记:你觉得该怎么样消除这种打工生活带来的压抑和孤独感呢？

　　许: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自己一时冲动的后果，即使别人犯了错，自己也不可以犯错，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自己也会受到伤害。

　　本报记者　姜英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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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愿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昨日下午，深圳一律师所致电本报称，考虑到阿星家庭贫困，愿意为阿星提供法律援助。阿星的父亲表示，将接受律师的法律援助，下星期一和律师前往汕头看守所看望阿星。

　　广东普洛米修律师事务所周德智律师说，阿星杀人事件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阿星出自“砍手党”故乡又与该团伙人员长期生活在一起，而没有加入“砍手党”，但最终却一时激动将主管杀死，走上了与法律背道而驰的道路，作为律师，他对阿星的遭遇表示同情，考虑到阿星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相当困难，他认为自己有必要伸出援助之手，对阿星提供法律援助，不收取一分钱的费用。

　　目前事务所已与阿星父母取得联系，下一步将到看守所会见阿星，展开详细调查。阿星可能会被判处何种刑罚？周律师认为，目前他尚未展开详细调查，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阿星的自首行为是从轻处罚的重要情节，加之阿星没有犯罪预谋，属于偶犯和激情杀人，应当减轻处罚。至于减轻到什么程度，周律师没有明确表示，但他“希望法律能给阿星一个公正的判决”。

　　昨晚，记者联系上阿星的父亲，他表示，他已接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已答应接受对方提供的法律援助。下星期一，他将和周律师前往汕头探望阿星。

　　本报记者　陈学斌　实习生　张笑雪

　　检察官:思想变化导致犯罪

　　针对阿星事件，深圳市检察院几位资深检察官分析认为，阿星曾经在“砍手党”环境中生活较长时间，看到、听到的也是“砍手党”的暴力场面，长期在犯罪团伙中耳濡目染，使阿星对犯罪虽然抵制，但其底线并不坚决，这种环境导致的思想变化使其最终犯罪。

　　检察官分析认为，阿星的犯罪也经历了一个思想的变化过程，在十八岁之前，他的确对于犯罪一直抵触，想通过自己打工来过正常的生活，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心里也不能够接受自己做工一个月才几百元钱，抢一次就能得几万元的差距，开始认为犯罪未尝不可接受。思想上产生这种变化后，即使不杀人，犯罪已经离“阿星”非常近，只是在什么时候，碰到什么事情。像这次的事件只是生活、工作中碰到的很正常的事，并不是值得用犯罪来解决的矛盾，“阿星”却采取极端的方式解决，这正是这一思想变化的产物。

　　检察官认为，类似“阿星”这种犯罪除其个人因素外，深圳特殊的环境也是重要诱因。与内地生活以家庭为单元，有较浓的亲情、友情为纽带不同，深圳的团体聚集通常是老乡，以利益为纽带，在利益的驱使下，能为对方做任何事，甚至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性质。

　　阿星杀人属典型的激愤杀人，深圳激情杀人的比率较高，这与深圳外来人口普遍缺乏家庭单元，没有一个舒缓内心压力的途径有关，再加上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社会生活空间较小，通过努力获取较好报酬的机会少，有些甚至朝不保夕，经常受到歧视，得不到关爱，对自己生命价值认可较轻，这些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得不到排遣，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本报记者　张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