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申重重 摄
人物档案
吴伯义
1914年出生于高陵县榆楚乡马北村。军阀混战，年轻的吴伯义参加了陕西的地方军；
1936年，吴伯义归属杨虎城部队的一支独立游击师，随后赴中条山参加抗战；
1941年，被汉奸出卖，吴伯义所在的4个团2000多人集体被俘，后被日军带到黑龙江省乌苏里江附近的山林里伐木、修筑边防工事；
1943年，吴伯义和几个战友游过乌苏里河，逃到了苏联；
1958年，得知新中国成立，思乡心切的吴伯义毅然放弃了苏联稳定的工作，回到了老家高陵县榆楚乡马北村的老家，务农至今。
当兵打仗———沦为战俘———流亡海外———重归故里。今年91岁的吴伯义老人将自己颇为坎坷、传奇的一生仅仅归结为这么四个阶段。
战乱期间，为讨口饭吃，16岁的他选择了当兵，并很快成为一名神勇枪手；“西安事变”爆发时，他们的部队就在灞河埋伏；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中血肉之搏，挨了鬼子一刀，当他挥刀砍死四鬼子，并吓跑最后一个鬼子后，才发现自己的肠子已流出来了！
战役结束后，他们被汉奸出卖了，2000多人集体被俘，后趁日本人放松警惕，寻机游水逃跑，没想到却流亡国外；虽有稳定的收入，但难阻挡他日夜思念家乡父母的乡情；自从1958年回国返乡后，再也没有踏出高陵县半步……
大病过后，91岁的吴伯义瘦骨嶙峋、记忆力减退，险些撒手西去。
“没事儿，吴老汉的心脏只有50岁！”医生的一番话让3个儿子放心，棺木、寿衣可以放在一边了。二儿子吴新房长叹一口气，“又过了一道鬼门关！”
一阵淅淅沥沥的小雨，冲散了夏季的闷热。高陵县榆楚乡马北村一个农家小院，门敞开着。径直走进去，三间平房简单朴素，木椅上一个瘦弱的老人静静地坐着，若有所思。
“莫非这就是吴伯义老人？和三年前那张照片不太像！”记者有些怀疑。但从一间屋子里走出来的老太太证实了怀疑是多余的———吴伯义的老伴，没太大变化，“老汉生了一场大病，老啦！”
得知记者想知道打鬼子的事儿，老汉忽然站了起来，没拄拐杖，那神情、那骨子麻利劲，简直和刚才判若两人。双手撩开衬衣，露出腹部，一个长约5厘米的刀疤，那么明显。
“我冲了上去，敌人的刺刀刺到了我的肚子上，我双手将刺刀握住，使劲和鬼子‘顶牛’，将鬼子推到一棵枯树上，趁机拔出背后的大刀，砍过去。肠子流出来了，我用手塞进去，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吴老汉神情激动。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呀？”记者为之所动，然而老汉的回答却令人失望。
“大约1941年前后，具体时期我不记得了。”时间、地点完全模糊，但自己挨的那一刀，老汉始终没有忘记，而且不断重复，“5个鬼子，我杀了4个，一个给吓跑了……”
1930年，为了讨口饭吃，吴伯义像哥哥一样，选择了当兵，做过勤务兵、警卫员、机枪手，这辈子，不管是征战沙场、沦为战俘，还是流亡海外，他始终是一个兵。
神勇枪手
“西安事变”我们在灞河埋伏
“世道平稳还是好。世道乱了，遭殃的总是百姓。”吴伯义常常这样说。
战乱，为了讨口饭吃，16岁的吴伯义选择了当兵，这一切都从那一刻开始。
凉风习习，渭水微波荡漾。渭水边上，高陵县榆楚乡，17岁的吴伯义撑船渡河，此时仍满脸稚气的他，已经不再是农家少年，而是一个勤务兵。
“从记事起，我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没什么活时就去渭河打鱼，种了几亩地，等有了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子时，家里穷得已揭不开锅了，我就当兵去了，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生活并没有因为吴伯义的当兵发生任何改变，一切平淡如水，“我每天负责烧开水、点煤油灯，做些杂务。”
不一样的是，吴伯义见到了真枪，而且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在墙上扎几个钉子，瞄准了练枪法，练到最后百发百中。”提起枪，91岁的吴老汉禁不住用手比划了一支枪的手势，瞄准院子的墙壁，“砰！”老汉声音微颤。
在地方保安队当兵的那几年，吴伯义的军旅生涯异常平淡，因为枪法好，年少的他先后被好几个军官看中，做起了警卫员。“我给团长王文卜当贴身警卫，每天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团长骑马、打牌，我给人家背枪呢！”
“谁有势力，谁就是王！”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吴伯义的命运不能由自己掌控。在做王文卜的警卫员期间，他经常被团长指派给他的三姨太，“我倒成了三姨太的贴身警卫，整天看着姨太太们吃喝玩乐，牌打得没完没了。”过惯了穷日子，年少气盛的
吴伯义看不惯官太太们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总感觉不舒服！”
“后来，刘志丹、谢子长的部队打过来，王文卜的保安部队打败了，部队的一个首长看我忠诚、老实，想收留我，我没去。”当时的吴伯义并不知道刘志丹的部队就是红军，甚至对于红军完全没有概念。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倔强的吴伯义悄悄地离开西安，来到乾县。那时，正值杨虎城的部队招兵，吴伯义便报了名，而在稍后不久的“西安事变”中，他才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起伏。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开赴到“剿共”前线，而在此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联共抗日，均遭拒绝。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押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并将蒋介石扣押于华清池，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那天夜里，天特别冷，我们埋伏在灞河两岸，阻击前来增援的部队。等了一夜，没有增援部队，我们就撤了，随后就听说蒋介石被扣押了，一些痛恨日本人、支持打鬼子的战士暗自高兴。”
血肉之搏
砍死鬼子才发现自己肠子流出
那年，吴伯义24岁，仍然是个警卫员，跟随部队开往晋南抗日前线，“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陕西。”
太原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分散在晋南山地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游击根据地。吴伯义所在的独立游击师活动在山西中条山以北的翼城、沁水、垣曲一带。
然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军全面分析中国战场的态势，认为“山西省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河南、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决定进军晋南。
1941年5月7日，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了10万余人，包括从华中中国派遣军和关东军中抽调部队和飞行团，进攻晋南中条山地区中国第一战区的18万部队。
“每场仗都打得特别艰难，战友们一个个都牺牲了，好几次，我也险些丧命，一次，三四颗子弹从我的头皮上擦过去；一次，我挨了鬼子一刀，肠子都流了出来……”
“我的枪法好，每次打仗，都要把我派到前线做机枪手！”吴老汉说。
与日军的血肉之搏，吴伯义经历了这辈子一次生与死的挑战。
那天，天气很好，“在啥地方打的仗，时间长了，我忘了。”说起这些话的时候，吴老汉总是显得精神抖擞，努力回忆，但始终想不起来，只留下了令老汉一辈子感到伤痛的记忆。“我是个机枪手，刚打完仗，我和两个战
友在战壕里休息，迷迷糊糊睡着了，并没想到几个鬼子已经偷偷向我们的战壕靠近，我是被一阵刺痛痛醒的，等我睁开眼睛时，发现我的面前站了一个鬼子，已经将刺刀刺进我的肚子。”这段经历，噩梦般地缠绕了老汉大半辈子。
“我本能地双手握住刺刀，猛地站起来，你推我搡，和鬼子僵持。这时，我才突然发现，两个战友已经被鬼子杀了，5个鬼子正在盯着我呢。气愤！握住刺刀的手鲜血直流，发现鬼子身后有棵枯树，我使劲一推，将鬼子顶到枯树上，拔出身后的大刀，向鬼子砍去。”
一个鬼子倒下了，其余4个围攻过来，吴伯义像发了疯一样挥动着大刀，狂砍！“又一个鬼子被我砍死了，又一个，4个鬼子先后倒下，见状，最后一个鬼子扔下刺刀，发疯了一样跑了。
“我松了一口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肠子已经流了出来，疼痛难忍。我咬着牙，用手将肠子塞进肚子里，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60多年后，当老人再次提起这次经历的时候，虽然不记得时间、地点在哪里，但两个战友的名字和一个个拼杀的动作，却记忆深刻。
沦为战俘
被汉奸出卖，2000多人被俘
5月底，中条山战役结束。中条山勇士们英勇作战，损失惨重。吴伯义所在的游击队难逃被俘。
“1941年夏，我们的部队在沁水县打游击，日军控制了铁河渡口，独立游击师和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在向导的带领下，一天夜里，我们部队4个团2000多人悄悄转移，没想到却跑到敌人的老窝子里。谁也没想到那个向导竟然是个汉奸，我们被出卖了。”
半年之后，吴伯义和他的战友们被押送到伪满洲国黑龙江东北部的乌苏里江畔，伐木头修筑边防工事。
“黑龙江的冬天，气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雪能没过膝盖。每天早上6点钟哨子声一响，吃一碗白高粱米饭，我们便被赶到森林里头拉锯抡斧头，虽然是大冬天，常常也是汗流浃背。谁要是不卖力，看守的日军皮鞭马上就会落到谁的头上；中午，鬼子不让我们出林子，我们就地捡一些枯树枝燃一堆火，烤两个高粱杠子馍，每天天黑时才被赶回工棚，衣服、裤子全是湿的。”
不打仗了，吴伯义开始想家，“渭河边的小木船上，母亲已经煮好了稀饭，大声喊我回家吃饭，晚上做梦时常梦到。”
一年过后，看守的日本士兵逐渐放松了警惕。
吴伯义和几个战友趁日本人放松警惕，开始寻找逃跑的契机。“我们伐木头的那个林子，前面有条河，我们也不知道对面是哪里，只想离开那里。”
一天夜里，天气晴朗，月色明亮。趁守军不注意，吴伯义和其他7个战友出发了，“那条河，水冰凉渗骨，滑滑的、黏黏的，刚游到河中间，被守军发现了，他们向空中鸣枪！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回去是死，还不如冒险搏一搏，兴许还有活下来的希望。7个弟兄，一个被水冲走了，又救了回来。游了几个小时，终于到达河对岸。
“我的水性好，游在最前面，其他的弟兄在后面拽着我，我使劲地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个鬼地方。
“刚上岸，就有十几个士兵举着枪向我们走来，把我们包围了，说话我们听不懂，过了一会儿，他们找了个翻译。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游到了苏联境内。”
流亡国外
我日夜思念家乡的父母
本想着游过河就可以回家了，但没想到却走得更远，而且这一去就是14年。
检查盘问过后，吴伯义和弟兄们被带到苏联一个叫“双城子”的地方，在当地一个集体农场务菜。
每天日出劳作，日落收工，农民出身的吴伯义种起菜来，相当熟练，没有炮火和硝烟，他感到踏实了许多。
“农场的工长比日本人和国民党军官要好上几倍，每年年底按工分发放钱物。”这样的生活，吴伯义相当满意，惟一放不下的就是家里的老母亲。“夜里，我经常梦到我生活过的那个小村子。年迈的父亲母亲，家乡常年战乱，他们到底怎样了，家乡要像这里就好了。”
后来几年，吴伯义做过厨师，“我做的中国菜和包子，当地人非常喜欢，餐馆生意特别好，每月可赚1000多卢布，收入相当可观。”但因为语言不通，且不识字，吴伯义很少与当地人交往，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隔阂感，这种感觉令他的思乡之情更加浓郁，“没办法！我只能拼命地工作，尽量不去想别的。”
就这样过了七八年。进入“而立”之年的吴伯义双鬓过早斑白，岁月让这个终日忧愁的男人显得更加憔悴，家乡到底怎么样了，父母是否还健在，一个个问题困扰着他。
“得知中国已经解放，中苏可以通信了，我高兴得一夜都没睡，立即托一个老乡给家里写了封信。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回信，看到‘我和你妈都还健在’的消息时，我哭了。”
以后几年，吴伯义天天盼着回家的那一天，“那些日子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呀！”
1957年，居住在俄罗斯的中国侨民可以返乡了，吴伯义喜出望外，立即向中国驻苏大使馆说明情况，申请回国。
“当时我要求将积攒多年的15万卢布兑换成人民币时，苏联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什么原因只给了我500元人民币。15万卢布当时在苏联可算得上是富裕人家了，但一门心思想着回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咬咬牙，钱，就不要了，我一定得回家！”
游子归家
自1958年回国没踏出高陵半步
1958年初秋，正值玉米成熟的季节，44岁的吴伯义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高陵县榆楚乡马北村。
“走在路上，看到不远处的村子，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终于回来了，回来了！”吴伯义加快脚步，向玉米田中间的小村子走去。
进村后，不少老人还记得我，看见我就跑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这不是伯义嘛，回来啦！”
还是那几间老房子。见到失散多年的儿子，白发苍苍的父母老泪纵横，“伯义呀！你哥回不来了，妈以为你也回不来啦！这下可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那年冬天，44岁的吴伯义经人介绍，和城固县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女子结婚，流浪了十几年，总算有了个家。
回家后，吴伯义做过饲养员，卖过豆腐，“那些年，真的感觉中国和苏联一样啦！所以，干活也比较卖力。”“文革”期间，吴伯义因为“历史不清”，曾被调查询问，从苏联带回来的小闹钟都被拆开来检查过，接受过劳动改造。这些，吴伯义都强忍过来，因为他觉得“这是在家里，不用再背井离乡了”。
近50年来，因为农活繁忙和一种对于背井离乡生活的不安，回到老家的吴伯义再也没有踏出高陵县半步。如今，91岁的吴伯义已经儿孙满堂，高陵县民政局每月发给他生活费，“政府可给我把心操尽了！”吴老汉对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本报记者刘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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