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虎城

　　我国自古就有要求官员德行合一的传统，对于官员道德的体察往往在理论上具有极其震撼的力量，因德废人不仅意味着官场的净化，还意味着民心所向。当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干部任用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这种官场理论传统与官场“潜规则”传统的对抗格局在某些地方正发生着变化，能力、关系而不是德行，成为了提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因素。此变化之深刻，恐已影响到部分用人思想和官场习气的形成。

　　有鉴于此，便须对症下药，重拾考察官员德行的传统。杭州市近日出台规定，详细了解领导干部的生活和社交情况，将成为领导干部任职前的考察程序之一。杭州市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在领导干部任职前考察其生活圈与社交圈，是为了搞清楚他们的品行表现，有助于选拔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人才。(见昨日《光明日报》)

　　生活圈与社交圈，是相对于工作圈而言的。不过这三个圈子的联系之紧密，在一些官员那里几乎是同质化的。而“工作圈”显然是居于第一位的，是造就生活圈与社交圈的通行证。所以，官员的生活圈和社交圈既有属于私亲的范畴，也有属于职务附属物的方面，这就赋予了考察干部生活圈与社交圈的合理性。

　　有首讽刺某些腐败官员生活圈的民谣是这样说的:“美酒一块喝，钱财一齐聚，贪污一起搞，收贿一同喜。副职露了馅，正职来遮蔽；下级受检查，上级喊冤屈。”这活生生地向我们展现了某些所谓生活圈和社交圈的情境。民谣反映的是民意对官场不良习气的嘲弄，显示了对干部生活圈的考察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但另一方面，对考察效用的怀疑却也相伴相生。起因即在于对所谓“官场集体主义”的不满，也就是基于对“官官相护”“传统”的不信任。“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腐败案件确曾多次被查处，譬如马德卖官案等，成为典型的具有特色的“窝案”现象。考察干部生活圈与社交圈，如果不是为了做秀，而是为了真正肃清官场流弊，首先就必须确定考察人员与被考察单位超然利益之外。否则，百姓不信服，那些有能力的廉洁干部也不会信服。

　　道理很简单，只有考察机关和人员具有了权威性和公信力，考察的结果才相应地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自查自纠式的形式主义恐怕最终结果是劳民又伤财，说不定还成为某些领导提拔下级的弄权之物。把某些不适应潜规则的干部用考察的方式清除出“圈子”，把某些懂得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的干部用考察的方式定性为“可堪重用”，这样的事情早已不只一次发生了。倘若如此，对于干部生活圈和社交圈的考察，难免和以往的考察方式仅仅“貌不相同”而已。

　　所以，要破除干部任用上的“黄宗羲定律”，我们不仅要学会怎样更好地考察干部，还要学会怎样更好地把提拔干部权下移，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